二十六岁，她离开纺织厂。
坐过办公室，站过柜台，在娱乐厅唱过歌。短的有两天，长的有两三年。
唱歌那段时间半夜摸索着回家，中午起床，十二点的时候到灶间煮牛奶或是泡饭。灶间布满煤气发臭的味道。外面有小孩子对着墙壁踢球，邻居隔着过道在说话，自行车踏过发出咕噜噜的声响。阳光从对面的玻璃窗上反射过来，她常常睁不开眼睛，忘记自己站在哪里。
一只半寄生的虫子，依靠着自己，和男人，蠕动在自己也不清楚的地方。为了得到一点，却总是付出去更多。
三十二岁，很偶然的，她认识渡边，来上海开酒吧的日本人。
没有阳光寂暗的下午，她独自坐在星巴克滨江公园店透明的玻璃房子里。这并不是她可以经常光顾的场所。穿着唯一漂亮的春装，捧一杯正在冷掉的咖啡，站在落地窗边茫然。对面是繁华的外滩，汹涌而过的人，车。
渡边匆匆走了进来。
很多年后，她明白他的出现对于她的意味。一朵花，开放了，然后凋落。
一些似曾相识的味道，只是这样。
来上海四年，说一口夹生的类似山东腔的上海话，习惯频繁点头，穿布茄克衫和米色长裤。微微发胖。
渡边，涉水的苍凉，边缘的寂寥，不能确定的方向。她说不清楚自己是喜欢他，还是喜欢他的名字，或者他名字后面遥远的国家。
她从不感觉到和他互为异族。不知不觉中，她变得宽容起来，再不是从前忍不下一粒砂的小学女生。所有她不喜欢的举动，都能在朝玻璃窗外张望几分钟后悉数忽略。
他们相处很好，平常的情人，做一些情人之间喜欢做的事情。星巴克是他们经常会逗留片刻的地方。
滨江店透明的玻璃房子里，她和他面对面坐。透明的，她不知道她是被关在玻璃的里面，还是外面。
认识渡边第二年七月，她搬出亭子间。
穿过灶间的时候，做午饭的邻居对她微笑，有点讨好的意思在里面。偶然被发现她和渡边在一起之后，她习惯了面对这种隐含意义的微笑。
没有带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是她想从这七个平方里带走的。
突然之间的消失。
不用工作，也不用做家务。住在常熟路的公寓里，睡觉，看电视，或者在落地窗边站一个下午。楼下的绿地里常常看到和小狗走在一起的寂莫的年轻女人。多是和她一样，被养在这里。
有过一个傍晚，楼上的女人进来坐过一会，除此，再没有其他人走进这间房子。
渡边有时来，也有时好多天影迹不见。
她跟着他去过一次日本，扎幌，位于北海道的城市，家境在当地也许平平，她却已觉殷实。他果然是没有家室的，这一点上，他并没有骗她。然而他也并不因此就会把余下的半生统统交给她。
他们在扎幌住了半个多月，十足的观光客。回程转道东京，两天后回到上海。他放不下他的酒吧。
从来不去追踪他的去向，因为从来不知道他在哪里。
他或许并不爱她，只是把她当作一样自己喜欢的物品，摆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她或许也并不爱他，但，他是唯一带她离开亭子间的男人。
从前除了唱歌，她最大的梦想就是离开亭子间，但是现在她并没有得到意想中的快乐，哪怕是安宁。阴暗也许早深植在她的内心，会一直跟着她走，难以摆脱。
睡不着觉的深夜，坐在狭窄的窗台。外面灯火璨然，照出房间装饰的华丽。她是华丽上面一个黯淡的布景。华丽城市里的一粒灰尘。
她和渡边，不会有什么结果。这是早已确定的事实。
她唱起了歌，并且不知不觉，唱得很响。已经那么久没有唱歌，她的喉咙竟然有些失音。她突然想起她的母亲，终年坐在水果柜台后面，听说年轻时有很动听的嗓音，在文艺小分队唱过红灯记，扮过李铁梅的。她遗传了母亲唱歌的天赋，却从没有听过母亲的歌。她的母亲，时间流去之间大概早忘掉了唱过的歌。
她庆幸自己还会唱。
常熟路的公寓，她住了十一个月，将近一年。
渡边回日本。留给她一笔钱。足够她无虑的生活几年。
六月中旬， 她回永嘉路的亭子间。
天气应该很热了，弄堂里的风却有些凉爽，吹着她，吹着她穿的伊都锦的黑色长裙。棕榈阔大的叶片，蔷薇粉红的花朵，从墙边探出。
象是只离开过半天。
她走进弄堂，灶间。对邻居藏不住的诧异，平和的笑。
上楼的时候，她听到背后短促的笑，有人小声说：大概被日本人甩掉了。
第二天，她出去找工作。
晚上，这一片住户惊异地发现又有他们听熟的歌声在楼道里飘荡。
她站在浴缸边，弯着腰，洗一盆衣服。
等夏天过去，冬天再来的时候，她三十五岁。
自来水哗哗地流下，她听到自己的歌声，穿过阴暗的卫生间，厚重的墙壁，一直穿进六月的风里。
上海不需要她的歌，这么多年，只有她需要自己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