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一年过去了，再是两年三年也慢慢地过去了，陶秀英才想到周菊舲不会再来了。他人不来，电话也不来。她打过几次电话，始终没有人来接，仿佛他走了，那间房间也彻底空了，没有接替的人坐进来。那么他到底到哪里去了？搬了地方了？犯错误发配了？生什么病了？她都不知道。
她独自煎熬了几年，盼他来的念头已经没有了，她就是想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她从新分进来的跟她同一个科室的大学生那儿问到图书馆可以看到老报纸，翻遍了他走那个时间的新闻，也没找到他的下落。也许上海走掉了一个人，就像消失了一滴水珠，实在没有道理可以讲。
她在窗台上种了大盏的芍药，大丽菊，雨一来了，就去搬那些花，搬到房间里，等雨不下了，再搬出去。儿子宝庆考取了南京的大学，开学前来看过她，带给她寒塘的笋干地衣。她陪他去外滩，自己也搞不清方向，两个人都被太阳晒得像油焦和尚。
“你看，上海就是这样大，不熟悉的人经常之迷路。”她说，希望他毕业了到上海来工作，他却说想留在南京，不然就去盐城，不喜欢上海人这样多声音这样吵，随便去哪里都力不从心。他的脸不像以前那么酷似她了，笑容憨憨的，有点他父亲的老实相。
陶秀英不知道儿子的想法这样没出息，这样小家子气。那几天一直想说服他，然而说服不动。人的心真的是最难说服的。她感叹，很泄气。为母亲的不理解不赞成儿子也有点泄气，说好住一个礼拜，就住了一个礼拜，一天都没有多呆就回去了，死活不让她送到火车站。结果她只送到他公交车站上。和这个身胚高大的儿子走在一起，陶秀英很有种满足感，然而又觉得没有话可以说。儿子上车了，才想起叮嘱他放假再来，一边说了两遍，自己也觉得啰索，闭紧嘴巴不说了，只在脸上含足了笑，要让儿子走到哪里都会留着母亲的印象，看着载着儿子的车摇摇晃晃地开走了，陶秀英往回家的路上走，只觉得浑然地空了。
她记不清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暴长了一身肉的。像怀孕五六个月的大肚皮女人，浑身发沉，发颤。骨头隐在肉里摸也摸不着，胳膊上的肉把短袖的袖管撑得满满的没有一点空隙。天渐渐凉，她又拿出那件白衬衫来穿，才知道已经扭不上扣子。她发愣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敞着怀，露着两个下垂的乳房，乳头是两粒瞪着的无神的眼珠，腰里凸出来一圈肉，肚脐眼像老太婆干瘪耷拉的嘴。
四十五岁这年，陶秀英从医院提早退休了。退休前的两年，她就呆在医院的小卖部里卖饮料茶水牙膏肥皂。知道把她挤出来是为院长的一个熟人让出位置，陶秀英已经退休一年多了。告诉她的人以为她要气得昏倒，一个劲地劝她算了，别多想了，又说院长的熟人业务并不精通，当自己有靠山，处处高人一等一样，人缘也不好，上班没多久还因为误诊惹出桩纠纷来，差点吃官司，院长真是头痛得很，末了笑着看着她，说，“你看，这不是替你出气嘛？”
陶秀英脑子里却并没有这种想法，她进医院本来就是桩糊涂事，从医院退出来也是天意。做人哪能事事算计得那么清楚。“我现在很好，买买小菜，烧烧饭，看看电视，高兴去公园转转打打木兰拳。”陶秀英笑呵呵地说。她跟一个也到公园打拳的男人眉来眼去过一阵，还跟着那男人学了几天太极拳。一日那男人跟着她一直跟到家里，他拉着她要亲她，她差点肯了，他真来脱她的衣服了，她又把他赶了出去。
慢慢地她瘦下去一点了，生活也有了规律，一早起来先去公园打木兰拳，打完拳去买小菜，买回来搬张折叠椅到门口，同蒋阿姐一道坐在门口拣买来的小菜。一拣就拣到十点十一点钟。一个新搬来的邻居看她们天天坐在一起，还当她们是姐妹，弄得两个人都笑起来。陶秀英看着蒋阿姐硬茬茬朝天戳起的头发，心里有点不高兴。回到家里，她照着镜子，发觉别人这么讲也不是没道理，自己的脸胖了，也是银盘大脸了。另一个从缝纫机台板厂退休的邻居闲着无事也搬了张凳子过来同她们坐在一起。三个人都欢喜买豆芽菜，一根一根在手里掐着，掐去头，因为陶秀英说报纸上登过的，豆芽菜的头有毒，不可以吃，——陶秀英是三个人当中唯一看报纸的，一个是当医生时天天看惯了，也是因为她心里总想着有一天读到周菊舲的新闻，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另两人学她的样也把头掐去，再掐掉尾巴根须，掐掉豆壳。
陶秀英背朝着门坐，头一抬，就是那只铺着红琉璃瓦的尖顶。除了旁边多了几个更耀眼的尖顶，平顶，莲花样的顶，这么多年竟似毫无变化。她现在再也不相信周菊舲依旧住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