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富不露
2003年10月的最后一个晚上，宋城集团的老总黄巧灵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福布斯》杂志的人告诉他说，当天下午两点在北京华彬国际大厦揭晓的“2003年福布斯中国内地百富榜”上，他的名字最终没有出现。
当年45岁的黄巧灵，作为第二个登上《福布斯》封面的浙江商人，曾以1.5亿美元的身价荣登福布斯2002年度中国内地100富豪排行榜的第42位。但黄巧灵对这个富豪榜很不“感冒”。
“我不要上榜，把我从富豪榜中除名。”连续两年进入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的黄巧灵，一直在努力让福布斯放弃对他的高度关注，希望能够在今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消失。不久前，宋城集团特地给福布斯发了份情况说明，给了个不上榜的理由：“黄巧灵先生2003年对宋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了调整，黄先生的个人股份被稀释。黄巧灵先生原来持有的大部分股权让渡给了企业创业元老、公司高管、家族成员和战略投资者等。黄先生个人直接占有的资产数额大大下降，因而退出今年的《福布斯》排名……”
据了解，像黄巧灵这样对福布斯以“数字论英雄”的排名方式敬而远之的浙江企业家并非个例。近年来，浙江民营企业家的财富观正在发生变化。许多老板意识到，作为企业的创始人，不能只顾眼前一二十年的财路，更要考虑把企业发展成为“常青树”。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在成功之前是惮于露名的。
无独有偶，2006年11月24日，在上海市浙江商会20周年庆典活动中，400多名浙商济济一堂，共论浙商发展大计。会场上有记者提及，浙商已经成为继晋商、徽商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时代性的大商帮。晋商、徽商的代表人物，已有不少被拍成影视作品。几十年后若有人想拍部描写浙商传奇的电视剧，目前的浙商中谁最适合做原型、做主角？面对记者的发问，主席台上就座的杉杉集团董事长郑永刚、美特斯邦威董事长周成建、中国银泰投资公司董事长沈国军、分众传媒董事局主席江南春，以及上海市浙江商会会长、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等浙商大腕，给出了一致的答案：浙商中谁也不会单独成为电视剧的主角，因为浙商的传统文化是低调，只有低调才能争取空间和时间，才能和谐发展。这一回答令记者大吃一惊，却使外人更进一步了解了浙商的特性。
常常听到人们说，“北京人有100元，会说成200元；上海人有200元，则说成100元；而浙江人，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
的确，浙江人向来藏富不露，不张扬，不显露，保持低调，是他们处世哲学的一大特点。浙江企业家中的绝大部分乐业敬业，求实务实，埋头创业，心无旁骛，避“俗”能力超强，不得不让人佩服！
还有不少“大腕”级的人物深藏不露，运筹于帷幄之中，一般情况下不轻易抛头露面，成为隐身幕后的神秘角色。最为神秘的莫过于新湖集团的掌门人黄伟——黄伟很有钱，但谁也不清楚他到底有多少钱，到如今也没接受过任何采访。他的厉害之处不仅是会赚钱，还体现在他没有在新湖集团及相关公司中担任任何职务，却是幕后掌控人。尽管，胡润几次强行将其拉到台前，但是他是否就是300亿的身价，仍然像个谜。这位做过教师、卖过眼镜、出自温州的企业家和投资家，带着和大部分温州人一样的特性：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但是，旗下三家上市公司：新湖创业、中宝股份和哈高科组建的新湖系，把他推到了聚光灯下。
黄伟1959年出生，早年从温州师范学院大专毕业，后在浙江省委党校读本科，毕业后到温州市委党校教书，教书时间很短就下海。上世纪90年代初，黄伟到杭州掘金。他在当时名声响亮的杭州国际大厦租下几个柜台卖眼镜，从中赚到了第一桶金。据一位知悉当时情况的人透露，黄伟当时下海，是因为家里负了一大笔债。迫于经济压力，他放弃了优越、发展前景不错的工作，到杭州开了一家眼镜店。
1991年前后，股市走牛，黄伟用开眼镜店赚来的2万多元，在上海买进800多张认购证。据熟悉黄伟的朋友说，他的做法是收集身份证，当时凭身份证排队买认购证。一张认购证5元钱，转手卖出能赚到几倍的利润。这笔投资为黄伟换来了800多万元的原始资本积累，也为他日后成为一个资本运作的高手奠定了基础。
有了800多万元家底的黄伟，开始游弋在股市的一级市场，哪里有新股发行，哪里就能看到他的身影。随后，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黄伟又在国债期货和商品期货的舞台上赚足了腰包。据说黄伟的期货生意做得很大，当时很多基金跟着他玩，他能指挥几十亿元的资金。对黄伟玩股票、期货的上述故事，有浓厚的“传说”色彩，由于黄伟做期货的经历，他跟金融界有了深入的交往，这对他后来做房地产有很大帮助。
黄伟于1994年开始投入当时正在兴起的房地产行业，先后创立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湖集团）、宁波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同年创立的还有浙江新湖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湖房产）。
在房地产业搞出名堂之后，对于让他掘到第一桶金的资本市场仍然不能忘怀。不过这一次，身后有了产业的依托，黄伟显然不再满足于买卖股票了，而是要控制上市公司。
1997年，宁波嘉源受让上海中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所持绍兴百大（新湖创业前身）9.21%的法人股股权，从此为新湖系的打造打下了基础。第二年，“宁波嘉源”持有“绍兴百大”法人股合计3000余万股，成为“绍兴百大”第一大股东。2000年，新湖集团的上层控股公司新湖控股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之后，新湖集团分别运作旗下公司持股中宝股份、哈高科、G中宝等股份，就此，“新湖系”正式成型。
在2006年，黄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上海磁浮列车冠名权拍卖成功，使浙江新湖集团一时扬名海内外。而当传媒把注视的目光齐刷刷瞄向集团董事长邹丽华时，黄伟才第一次正式露面。原来他才是新湖集团的真正老板，只是隐身幕后，一直神出鬼没，游离于公众的视线之外。
2006年到2008年是“新湖系”高速扩张的年代。其业务范围涉及房地产、金融和矿产等资金密集型行业……
2009年10月13日，胡润百富第11次发布百富榜，浙江省的黄伟、李萍夫妇以300亿财富排名第五，首次挺进胡润百富榜前十。他们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浙江新首富。
51岁的黄伟和他的妻子李萍都不在新湖集团拥有正式职位，这在中国民营企业中是非常罕见的，但是他们似乎还会将神秘进行到底。
浙江是民营企业家的摇篮，在2009年的胡润排行榜中，有178位浙商上榜，远远多于排名第二的有111人上榜的广东省。这些上榜人物中有许多是名不见经传的新面孔，财富的增长并没有让他们的“知名度”水涨船高。他们的做派恰好印证了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说过的话：“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其意是，江海之所以能成为一切小河流的领袖，就是因为它善于处在一切小河流的下游。
当今浙商就是能纳百川于一身的浩瀚江海。
低调行善
浙江这片土壤里自古就根植着“以利和义”、“义利并立”、“富好行其德”的精神，这种传统流布于今，在浙商身上得以继续发扬光大。早前的宁波帮商人功成名遂后，富而尚俭，富而崇德，从骨子里想着施仁布泽，造福社会，涌现了像叶澄衷、虞洽卿、秦润卿、王伯元、吴锦堂、王宽诚、曹光彪等一大批仁人贤士；今天的浙商也大多抱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宗旨，乐善好施，投身公益，不计回报，故有“十个浙商九个善”之美誉。
如今的浙商已成慈善“主力军”——
2006年12月1日，首届“浙江慈善奖”在杭州颁奖，50名个人奖中有40名民营企业家，30家获奖机构中有17家是民营企业，浙商俨然成了慈善事业的“主力军”。随后，《钱江晚报》在对100名浙商的慈善问卷调查中也发现，95%的人表示参与过慈善事业，其中35%的人表示经常参与。翻阅网站，发现国外媒体也在关注中国的慈善事业，而从各种慈善榜单来看，浙商一直是国内第一爱心团体。“如何赚钱重要，怎么花钱更重要。”慈善榜常客德力西董事局主席胡成中说，“浙商需要新的财富观。”
“近两年来，浙江企业参与慈善事业更加主动起来，而且做慈善的形式也不拘一格。”浙江省慈善总会秘书长李刚说。以企业名义建基金会已经很普遍，更有浙江民企开始尝试在公司内部专设公益事务部，以个人名义的捐赠模式更是无法统计。
“人的一生中，花钱和赚钱同样重要，做企业要赚钱，而成立慈善基金会是为了花钱。只有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人生才有意义！”有“中华慈善大使”美誉的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这样说。2007年4月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善行天下——2007中国慈善排行榜暨王振滔慈善基金会启动”新闻发布会上，一个以王振滔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会正式成立。由王振滔以2000万元注册资金注册，经国务院和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基金会，是我国第一个以民营企业家名字命名的个人非公募慈善基金会。该基金主要用于宣传慈善事业、向社会贫困群体提供帮助、对为慈善事业作出贡献的人进行奖励等方面，并计划从2007年起，每年资助1000名大学生。截至目前，奥康集团已向社会捐助资金共达6700多万元，分别在浙江、湖北设立了两个1000万元的大学生助学专项基金。
其实，像王振滔那样高调行善、一次性投入巨款的浙商还在少数，浙商捐款办慈善，就像他们经商一样务实，一如浙江的地域文化。很多企业家称企业捐赠在于日常，必须是可持续的，应该细水长流，而且不应大张旗鼓地宣传。
慈善事业已成为常态，浙江省也已成为全国慈善事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我们国家的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的时间不长，最早到我们这里长期捐款的浙商，应该是鲁冠球。”省慈善总会基金项目部副主任蒋琪华表示。早在2000年，在国家还没有“五保集中供养”的时候，万向集团就启动了“四个一百”工程，每年捐助省内的困难户、老年人、孤儿、残疾人各100人，当年的捐款金额就达到了200多万元，而之后他的善款逐年增加。2006年，又发展到“四个一千工程”，捐助对象达到4000人，每年捐款达到1000万元。
鲁冠球的“四个一百”工程还在浙江独创了一套“留本冠名”的慈善模式：建立一大笔钱作为本金，每年承诺拿出总额的百分之多少作为捐款。这个办法很快得到推广。2003年，广厦集团的楼忠福在助学省内贫困山区时，就设立了1500万元的基金，每年拿出的75万元，是出自这笔钱的利息。
“值得一提的是萧山的裘德道，这位曾为地震灾区捐款1000万元的企业家很有魄力，因为他敢做助医的慈善。”蒋琪华说，前年裘德道开始运作捐助省内白血病患者的项目，他每年仅通过慈善总会的投入就达300万元以上，另外他还有大量的直接捐款。“助医是最难做、花费最大的慈善项目，做一次骨髓移植手术就起码要花10万元，而且钱投进去了，手术却不一定成功，可能会给捐款者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因此很多人不敢做。”
平时，裘德道是一位很低调的大款。这样低调行善的人，在浙江有很多，特别是温州、台州的民营企业主。蒋琪华说，在几年前全国公益排行榜上，有一位温州的企业家高居前五，他却没有多少公众知名度，也从未通过省内的慈善机构捐款。
浙商的低调是出了名的，尽管这些年参与到慈善事业中的浙商越来越多，但普遍的是，浙商做慈善越来越“低调”。很多浙商，他们都不愿接受媒体采访，不少评上“浙江慈善奖”的浙商更是做起了隐形人，手机总是处于关机状态。宁波一位企业家向镇海慈善总会捐款共158万元，却一直用的是“我想回报社会”的名字。温州市慈善总会的募捐账户上有一天突然多出了22万元捐款，没有留下名字。工作人员费尽周折才找到了捐款的主人，是当地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总。还有一位女企业家，委托自己的朋友将10万元捐款送过来，市慈善总会至今还无从知道这位好心人的名字。
真正的行善是不需要事后宣传也用不着事前鼓动的。有一次，温州康尔达印刷有限公司老总翁银巧闻知要救助一位患病的永嘉女孩后，就揣着50万元走进了慈善总会，他说：“有三种人最需要帮助，身染重病却没钱医治的人、残疾人和渴望读书却交不起学费的人。我们捐出的是1000元或2000元，却用在刀刃上，有时就能救起一条生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没有人会认为翁银巧是一时冲动，他也没有借此为自己、为企业做任何的宣传，他潜意识里想着的就是救人。许多浙商身上具有一种平民关怀情结，它如汩汩清泉，如缕缕春风，抚慰着我们这个对和谐、对公平、对幸福梦寐以求的社会肌体。
最近“下海”专做慈善的民政部某前司长好像说过这样的话，“来自民间的慈善力量最有希望！”我们相信，当代浙商群体更为坚信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