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公所事件
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的四明公所事件，不仅是上海乃至中国城市人民反抗外国殖民主义者的第一次胜利，更是宁波人团结互助、不甘欺侮的象征。
宁波人向来具有强烈的同乡观念，凡是宁波人经商、聚居的地方大都会出现会馆、公所这样的同乡组织。四明公所便是宁波人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同乡组织。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通商口岸快速崛起，取代了广州、厦门、宁波等地，成为了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这对宁波商帮来说，一方面是危机，造成了宁波港的衰落、阻断了外贸甬商的生计；另一方面则是转机，由此引起规模空前的人口外流，潮水般地涌向上海，安营扎寨，在十里洋场闯荡拼搏。
宁波人刚到上海经营的行业有沙船航运业、商贸、钱庄等，但大多数人一开始都是做最底层的职员。由于到上海去的宁波人不断增加，宁波人逐渐有了创办同乡组织的想法。其实早在乾隆年间，旅居上海的钱随、费元圭、潘凤占等宁波绅商，为了联络乡谊、互通乡情，便发起创立了“一文善愿”，规定：凡旅沪宁波同乡，每人每天捐一文钱，以三百文为一愿。这一倡议得到在沪宁波同乡的广泛响应，他们积极捐钱、努力资助，经过几年的积累，终于在上海县城西北二十五保四图的地方购买了一块30亩的土地。这个地方就在今天上海八仙桥以东、人民路以西、淮海路以南的小北门一带。嘉庆二年开始建设公所，到嘉庆八年建成了寄柩殡舍和关帝殿五楹，并正式挂出了“四明公所”的门额。
清朝末年，列强争霸，国权旁落，公民的正当权利得不到保障。因此，只有靠民间自发结社的组织来维护。四明公所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的正式成立宣告了宁波人在这个“十里洋场”站住了脚跟。
道光二十四年，蓝蔚雯任上海县令，这对旅沪的宁波人来说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因为这个蓝蔚雯是定海人，也就是宁波人。有了这层关系后，公所的董事谢心、庄巨、方椿等人乘机呈请县令蓝蔚雯，请求将四明公所划入官图，免去税收。蓝蔚雯这人很重乡情，在平时公事之余，只要路过四明公所，他都要详细询问一下这里的情况。对于同乡提出的这个要求，他也欣然同意了，并为此撰写了《四明公所义冢碑》文。
谁知好景不长，过了5年，四明公所被划入法租界范围。尽管法租界也同意四明公所免交捐税，但对四明公所里修建的坟墓极其反感，认为“这些坟墓是传染疾病的巢穴”，并表示：将不惜任何代价消灭这些坟墓。早在1863年，他们就曾商议在四明公所坟地上修筑马路，只是这个计划后来并没有实施，直到1873年，法租界公董局才正式决定在公所坟地上动工筑路。
这个计划当然地遭到了宁波人的反对，他们在给法租界公董局的请愿书中说道：“我们认为，像这样筑路，势必使车马通行于死者之尸骨上，致使亡人的阴灵不得安宁，此乃亵渎之事”，建议修改线路，并表示愿意分担因线路改变而多出的费用。之后，四明公所又请求法租界当局阻止筑路。不料，法租界公董局无视这个要求，说：我们对敬奉祖先的观念自当表示敬意，但不能抛弃欧洲人讲究卫生的习惯！
法租界公董局的态度不仅激怒了在上海的宁波人，也激怒了其他有良知的中国人。他们自发地聚集在四明公所的周围，进行抗议。1874年5月3日，愤怒的人群到法租界路政管理所负责人的住所进行抗议，哪知这个负责人竟然站在楼上，居高临下地向人群开枪，当场打死一人。这使在场的中国人更加愤怒，他们一气之下烧毁了这个负责人的住所。法租界立即出动巡捕镇压，晚上七点，被激怒的人群将法租界公董局团团包围，法租界当局将法舰上的水兵调来镇压，这一天，被打死的有六人，伤者无数，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及中国人的顽强抗争面前，尽管法租界公董局很不甘心，但最终还是放弃在四明公所墓地上筑路的计划。光绪四年七月十七日，在上海法总领事与中方签订的《四明公所公立仪单》上，法方同意：“此后法租界内四明公所房屋冢地，永归宁波董事经管，免其迁移。凡冢地之内，永不得筑路。”这样，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总算有了一个结果，四明公所保住了，但墓地的周围筑起了高大的围墙。
宁波人原本以为四明公所可以永远保住了，谁知20年以后，法租界公董局竟背信弃义，撕毁先前签订的协议，借口建造学校和医院，企图占有四明公所地产。光绪二十四年，法国兵舰“侦察”号水兵强行拆毁了四明公所的三面围墙，占领了四明公所，并打死了两名中国人，打伤了多人。这一天，旅沪的30万宁波人群情激愤，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抗怒潮。法租界出动军警进行血腥镇压，他们向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疯狂扫射。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第二次四明公所血案。
20年前，宁波人依靠团结的力量制止了法租界公董局的企图，而20年后，宁波人在上海的力量更加强大，他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罢市运动。后来，罢工的范围扩大到为上海洋人干活的中国人，就连在外国人家里做保姆的宁波人也纷纷辞职。当时在上海做保姆的，十个中有六七个是宁波人。这给外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不便。英、美等国的领事也纷纷向法租界当局施压，要求停止占领四明公所的行动。在各方的压力下，法租界当局被迫正式承认四明公所归宁波人所有，并发给了地契文书。
通过这两次血案，上海的宁波帮人多势众、团结互助的特点尽人皆知，声威大振。
1910年，宁波旅沪同乡会正式成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维护同乡利益的责任。四明公所的职能也逐渐减少，其职能主要是停柩、运柩以及从事一些救济、施药等公益性服务。四明公所完成它的历史使命，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如今四明公所的遗址尚在，在今天上海人民路，仅存红砖白缝的高大门头一座，上刻定海贺师章书“四明公所”四个金色大字。四明公所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乡人保姆”
“通商互市甬江东，航海达吴淞。货殖竞豪雄，最难神圣合劳工。四明二百八十峰，潮汐蛟门涌。地灵人杰众梓桑，恭敬乡情重……”这首铿锵有力的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歌，许多老一辈旅沪宁波人耳熟能详。它唱出了外出创业宁波人的豪迈与自信，也唱出了旅沪同乡会的桑梓情怀。
到清末时期，旅沪宁波人已达四五十万，是当时上海最大的外来移民群体之一。进入20世纪，空前的民族危机使“合群结社”思想深入人心，同时也适应旅沪同乡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上海第一个现代同乡社团——宁波旅沪同乡会便应运而生。
1909年，慈溪人洪宝斋等发起成立四明旅沪同乡会，但不久洪氏因故离沪，会务中断。次年，鄞县人施嵋青、孙梅堂等捐资重建，并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1911年2月，在四明公所召开成立大会，公推沈仲礼为会长，虞洽卿、朱葆三为副会长。据次日《申报》报道，当天参加会议的旅沪同乡达3000余人，而来宾也有400余人，极一时之盛。同乡会成立后，采取各种措施发展会员，壮大力量，其中于1916年后开展的会员征求大会得到了广大旅沪宁波人的大力支持与响应，每次征集活动都超过原定目标，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同乡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对于历次征求活动，近代上海最有影响的《申报》连续进行跟踪报道。由于加入者极为踊跃，场面十分热烈，几乎每次都在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引起轰动，以至有一次《申报》评论者感慨不已：好一个宁波人！
据1946年度统计，宁波旅沪同乡会共有会员36490人，在当时上海众多同乡会中规模最大。其中商界人士为20862人，占一半以上，其余为工业、学界、航海、政界等；按籍贯分布，鄞县13362人，镇海10302人，慈溪9124人，奉化1861人，定海1775人，象山69人。顾名思义，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员以旅沪同乡为主，但也吸引了宁波和国内其他地区乃至海外如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地的宁波人参加，实际上成为旅外宁波同乡会的总会。宁波旅沪同乡会不同于传统的同乡团体，不仅引进西方社团的民主选举程序，而且确立起会员大会制及执行、监督分立制度，是近代上海第一个具有规范性与民主化的现代社会团体。
宁波旅沪同乡会集中了当时旅沪宁波人的各界领袖人物，其中被认为是江浙财阀核心人物的虞洽卿与同乡会关系更是非同寻常。在同乡会存在的40年中，他历任副会长、会长、主任委员，直到1941年离沪，主持会务将近30年之久，为同乡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其任职期间，从筹建会所，调停纠纷，举办教育到征求会员、赈济募捐，虞洽卿几乎都事必躬亲。同时，对同乡不论来访者社会地位高低、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如有急难冤屈，申诉请求，在可能范围内总是帮助解决，因此大家称他为阿德哥。由此同乡会也在广大旅沪同乡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后，以团结同乡、发挥自治精神为宗旨，积极致力于团结同乡，服务同乡，增进同乡福利，促进家乡建设等事业，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同乡社会救助网络，被称为“乡人保姆”。其会务活动大体上有如下内容：同乡职业调查统计及介绍，同乡教育及社会教育，救济援助，改进习俗，提倡学术，排难解纷，促进本乡建设和其他同乡福利事项，其中着力尤多者为社会福利、社会教育及社会中介服务三个方面。
社会福利活动，包括遣返同乡、赈灾救护、职业介绍等。同乡会的遣返同乡事务主要是针对无法在沪立足而又无资回甬的贫困同乡而言，凡遇此种情况，同乡会即设法助其返乡。无论其是否会员，只要向同乡会提出申请，由同乡会出具证明，即可免费搭船回甬。1918年，同乡会与宁绍轮船公司商定，由同乡会补贴宁绍公司，专设免费票，用于同乡遣返。而每当上海发生战乱，旅沪同乡面临危难时，同乡会遣返工作的重要性就显得尤为突出。1932年“一·二八”事变与1937年“八·一三”事变期间，同乡会都设立特务委员会，办理同乡救护、收容、遣送工作。如自1932年1月29日至4月8日，同乡会共收容9008人，遣返回籍6048人；“八·一三”时期，同乡会在历时三个月的救护工作中，一方面大规模募集经费，为收容的同乡难民无偿提供食宿医疗，同时派出百余名工作人员，租用救护车20多辆，从火线救出同乡难民8万余人，又在沪甬两地设立15处难民收容所；同时，同乡会还租用轮船4艘，免费遣送20余万同乡回籍。其工作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当时上海各社会团体中是绝无仅有的。1948年12月，江亚轮大海难发生。当时正值兵荒马乱之际，对善后工作，当事者互相推诿。同乡会则组织“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主动承担起救护、抚恤工作。平时同乡会也一直承担向贫病同乡施医施药、施米施衣等工作。同乡会曾附设诊所，后扩建为广受旅沪同乡好评的四明医院。
除了遣返旅沪同乡外，宁波旅沪同乡会作为宁波人在全国最具有影响的同乡团体，还积极参与救援遣返外埠甚至国外的落难同乡。如1922年9月，日本东京、横滨发生大地震，同乡会即派员赴日，将当地同乡妇孺接回宁波。1931年8月，汉口暴发特大水灾，同乡会随即组成“急救汉灾会”，又函各轮船公司，对于宁波同乡避灾回籍者，请予减费搭乘，同时派新宁兴轮、甬兴轮，赴汉口将避难同乡直接接回宁波，并派出医士赴汉口进行救护工作。
为使旅沪同乡尽快在上海谋职立足，自食其力，宁波旅沪同乡会还为同乡提供职业介绍及无息小本贷金等帮助。无息贷金最早源于1911年同乡会设立的免利借钱局，“藉以救济、扶助同乡失业、无业营生和游离海上者”。职业介绍即由同乡会为无业同乡提供担保，介绍至工商行号，尤其是宁波人经营的行号中去工作。
兴办教育是同乡会中支出经费最多、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项工作。同乡会从1910年起到1929年，先后在闸北、南市、虹口、浦东等地创办义务小学10所，招收同乡中贫寒子女入学，免收学费。后又扩大到学校附近非甬籍失学儿童免费入学。到抗战前夕，在校学生总数达3460名。1931年，虞洽卿等发起创办“四明大学”，准备由同乡会出面筹集经费300万，开设工、商、法三个学院。后因校舍、师资等一时难以解决而缓办，改为先在同乡会中设立“四明大学奖学金”，资助同乡子女中的优秀大学生，每人每年给奖学金400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之后又设置多种名目的奖学金，对象扩大到中学生。与此同时，还重视社会教化工作，举行敬老活动，出版同乡会月报，不定期举办道德、时事、卫生等演讲会，放映有关电影和幻灯片。设“四明文社”，诗文唱和，在会所内辟有健身室、图书馆、阅览室，并专设公益阅览报处，组织游艺、旅行、考察活动和棋类、球类比赛等。
除了上述功能外，宁波旅沪同乡会还担当了不少社会中介职能，对内为同乡排解纠纷，对外凡关涉乡人利权的事项，莫不据理力争，竭力维护。
宁波旅沪同乡会自成立起，即把维护宁波籍同乡利益置于重要地位，如1911年6月，江苏藩司为李薇庄经济案件查封镇海李氏家族公产，最终使李家公产得以保全。宁波人如在沪上遭遇种种不测，同乡会知悉后即会出面交涉，务使冤情昭雪。如1924年为公共租界西捕殴叶乾章案，1927年为西兵劳勃生无辜枪杀詹林来案，1930年为同乡忻丁香被法国水兵殴击落水溺毙案……身为会长的虞洽卿常为同乡冤狱事奔波不已，并亲自出庭旁听。1934年6月，宁波籍商家子弟庄继孟、张祖铭被诬为薛迈罗会计事务所劫案主要嫌疑犯。虞洽卿了解案情后，即召集同乡会紧急会议，并约请律师、确定证人，虞并亲自到庭听审，最终案情大白，两被告无罪释放。对于同乡涉狱事，虞洽卿甚至不在乎是否政治犯。如1927年宁波商人薛益荣被国民革命第26军以接济共产党款项罪逮捕下狱，虞洽卿多方为之疏通，最后以罚款了事。1930年宁波籍进步青年郑川谷因“共党嫌疑”被上海警务司令部关进龙华监狱，最后亦由虞洽卿担保释放。
“甬人团结自治之力素著闻于寰宇。”宁波旅沪同乡会以卓有成效的行动担当起家乡保护人与旅外同乡“保姆”的责任，由此使近代宁波人的凝聚力和团结力空前加强，并成为其得以发展和成功的重要资源。在广大旅沪同乡的大力支持与拥护下，宁波旅沪同乡会也发展成为二三十年代上海最有影响的社会团体——“五大金刚”之一。
温州商会
商会是明清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在近现代时期，浙籍商会多以会馆、公所的形式出现，且以宁波帮居首。商会这一组织在大陆销声匿迹了好几十年，直到改革开放、民营经济兴起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其中的温州商会成了浙籍乃至全国各地民间商会响当当的名片。
自1995年，云南昆明成立中国第一个温州商会以来，200万左右的在外温州人，在全国170个地级以上城市正式建立了温州商会，涵盖大陆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共有10万多会员入会。国外温州商会还不包括在内。
这样的规模，这样的数量，是其他地方在外商人远远无法比拟的。各地商会通过团结当地温商，实现了自我组织、自我协调、自我服务、自我管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建立与政府的联系和沟通渠道，既为当地经济发展出力，也促进大家共同经商发财。
在山东烟台，总商会下有一个直属商会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烟台市工商联温州商会，是唯一一个由外地人在烟台成立的商会。
有6万多温州人在烟台经商，投资达30多亿元。自2002年10月烟台温州商会正式成立以来，会员企业数量已达到几百家。
与烟台本地商会相比，温州商会显得商气十足。据会长叶乐明透露，温州商会已签下占地2000亩、开发总投资25亿元的烟台温州城项目。商会牵头，成员自愿入股，资本的集聚使以前单个企业难以达到的事情成为现实。温州人就是凭借着商会这样的民间自组织，在全国各地攻城略地，南下北上。
安徽芜湖，古称“吴头楚尾”，近代为中国“四大米市”之一，现今为安徽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哪里有经济，哪里就有温州人。在芜湖市，经商的温州人达到2万多，相当于一个乡的人口。
“作为温州老乡们的‘乡长’，我想在芜湖打造出闻名全国的‘温州模式’的衍生品——‘温州商会模式’。”芜湖市温州商会会长项洪斌如是说。
在项洪斌看来，商会既是一个民间组织，但还应该是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要以会员合作基金、互助基金等形式，集中资金，统一运作，形成合力，会员们强强联合，起到活跃市场、繁荣经济的作用。作为一个中介机构，可以在城市之间、企业之间、会员之间起到桥梁与纽带作用，用“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整合市场资源、商业信息，达到政府、企业、会员的多方共赢。
事在人为，芜湖商会在项洪斌领导下，向着创建“温州商会模式”的目标进发：2001年8月，芜湖市政府决定在该市镜湖区与马塘区开发温州商业街与温州商贸城，商会及时召集会员，召开扩大会，协调会员，申明在项目开发中，会员企业无论大小，谁有能力，谁牵头，参与自愿，只要有利于温州人在芜湖投资发展，有利于芜温两地经济合作，商会将大力配合，积极支持。当年9月，对当地投资8000万元的“温州风情一条街”开发项目，商会召集会员商议，决定按地价3800万元的1%作为开发费用，并通过决议，与当月该市举办的中国旅游商品博览会签约，这是商会首次参与该市的大型招商投资活动。2001年3月，在得知该市某派出所在执法中，没有给予温州商人市民待遇，存在歧视行为，服务不到位，会员们的身心遭到侵犯时，商会就致信其市委书记。经其批示过问，该市公安局三级领导上门赔礼道歉，最终达成沟通，双方互聘行风监督员与法制教育员。当月，《芜湖日报》以《难忘那声道歉》为题，在头版进行大幅报道。2001年5月，为了2万多温州人在芜湖有个精神家园，传达芜湖温州人的声音，商会联合该市发行量最大的《大江晚报》，创办了四开彩印会刊《温情速递》，随其发行，初期数量2000份，后增到35000份，送阅范围遍及芜温两地与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会。同年10月，商会把服务延伸到非会员身上，一平阳企业老板找到商会求助，因被芜湖一张姓商人拖欠10来万元贷款，商会立即代为出面，奔走当地司法部门，为其维权，甚至借支7000元给他做诉讼费用。11月，为方便会员保健就医，商会与芜湖经建中西医院合作，指定其为医疗单位，凡是会员与家属在此就诊，医疗费用可以享受5—8折的优惠。2002年8月，浙江省党政赴皖考察团来芜湖，商会应芜湖市各地协作办之请，积极配合，提供资料，出钱出点子，做好沟通工作；不久，芜湖市政府组织赴温考察团，商会亦派出得力人员担任向导，全程陪同，促进两市经贸洽谈取得圆满结果……
温州商会最值得关注的方面是，在许多地方，政府对它的承认程度令人惊奇。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温州商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例如，河南省安阳市温州商会成立时，安阳市委破例把成立仪式放在市府大楼前，而且特批500多条庆祝成立的横幅悬挂在安阳各主要街道，这在安阳历史上是没有的。当时工商局就不满意了，准备发难，可当听说是温州商会，而且除市长因公外，其他市领导将悉数到场，市委书记还亲自揭匾后，就只好作罢。当地电视台在播报新闻的时候，将商会成立的新闻放在了头条。
1997年四川省温州商会成立的时候，时任四川省省长的宋宝瑞给予了大力支持。
全国首家民间异地商会——昆明温州总商会成立准备期虽然历经波折，费劲口舌，但是会长张国光告诉说，成立的时候政府官员还是悉数前来捧场。
武汉温州商会会长周冠成在武汉同样是政界的红人。
周冠成说，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曾要求湖北省邀请国内国外五个人来谈如何发展武汉市的民营企业，其中每个人的发言时间仅为8分钟，但是在谈的时候，周冠成一个人就给了40分钟。更让周受宠若惊的是武汉市市长李宪生上任后13天，就找到周冠成商讨武汉企业的发展问题。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岳清说，他们全力支持内蒙古温州商会，“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曾将此归结为地方政府对自己利益的考虑——温州商会带给他们的是税收、就业等各个方面的好处，从交易角度考虑，自然会多加照顾。
温州商会的行动几乎成了各地无法忽略的重要新闻。
2004年7月19日下午四时，广州东方宾馆门口热闹非凡，一片喜庆气氛。
酒店前已经停满了各种豪华汽车，但是车子还是源源不断地开来，负责接待的酒店服务生忙碌着开车门，做着“请”的动作。各种彩旗和硕大的气球在微风中荡来荡去，伴着乐队欢快的乐曲，熙熙攘攘的人群络绎不绝。
这里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活动——第三届全国温州商会年会。
“真是大手笔！”一位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啧啧称奇。
“你不知道吧，据说这些钱全部是广州温州商会筹措的，好几百万呢！”“这是‘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我们那里的市长要来参加都被这边拒绝了！”据了解，这次商会年会上，广东、浙江两省的主要领导，广州市和温州市政府领导，全国各地驻穗办事处领导都来捧场。
作为一个民间组织的年会有如此的规模，在中国恐怕还是前所未有。年会主要围绕“相互交流、共同合作、务实创新”的主题展开活动，期间进行了温州招商项目推荐会、年会会长座谈会、广州财富投资项目推荐会等。加强异地商会之间的联系，同时政府借此加大招商力度，成为年会的主要目的。
在外温州商会的存在，一是增强了在外温州人的凝聚力。异地温州商会认真做好乡情和服务文章，积极发展会员，及时调解纠纷，组织同行议价，积极为会员排忧解忧，切实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从而增强商会组织的凝聚力，各地商会会员人数明显增多，商会在当地乡亲中的知名度不断提高。二是形成了温州独特的营销网络。异地温州商会和温州人直接面对消费者，宣传温州产品、销售温州产品，“百万销售大军”成为温州产品最直接最有力的营销力量，“温州人、温州货、温州产品专业市场”产生了综合的广告效应，形成国内任何一个区域都无法拥有的得天独厚的营销网络。三是促进了温州与国内城市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异地温州商会积极为温州和所在地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牵线搭桥，近年来，各地商会共协助组织两地经贸合作洽谈会达60多批次。特别是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西部地区温州商会更是大显身手，为温州企业西进发展提供必要的中介服务。四是提高了在外温州人参政议政水平。各地温州商会组织会员参与当地社会公益事业和其他各种形式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积极融入当地社会，树立起温州人的新形象。随着温州商会的发展和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在外温州人参政议政的能力日益提高，范围日益扩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外温州人中（大多为商会负责人）地市级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数超过300人，县区级逾千人，为推进当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据温州市协作办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累计投资达到1760亿元，创办工业企业1.88万家，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600亿元。
遍及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会发展迅猛，这个自主、自治，日益庞大的民间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开始崭露头角。
除了异地温州商会之外，在温州本地，共有市本级行业商会（协会）130多家，其中包括影响巨大的温州鞋业商会、服装商会、打火机商会等。
一个关于温州商会的传言说：很多人在见到温州市领导和商会会长的时候，首先会和会长握手，而不是市领导。
“民间毕竟就是民间，市长就是市长。中国这种情况下，绝对不会出现。”温州市总商会副会长吴祖联笑着说，不过商会到国外的时候，可就不一样了，通常老外和会长握手而不是和政府官员握手。
“过去我们印名片，都把董事长、总经理的头衔摆在最上方，现在企业老板都愿意把所在商会的职务放在最显著的位置上。”谈起商会的民间权威性，一位会长一言以蔽之。
商会在温州这个商业重镇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同业公会最鼎盛时期数量达到103个，在建国前夕尚有98个。1988年，是温州商会的一个新的历史时刻。10月15日这一天，温州市三资企业联谊会宣布成立，11月28日温州市食品工商同业公会和百货针纺同业公会宣布成立，这三个行业商会都是企业自发组建的。这标志着沉寂了近40年后，温州商会再次复活，并且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今天的温州商会正以积极的姿态活跃于各种经济舞台上，同时在浙江以及浙江之外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