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具有遗民倾向的学者纷纷注解《庄子》，以寄托其隐遁或解脱之志。钱澄之（1612-1693）便是其中之一，他晚年成《庄子内七诂》（与《楚辞屈诂》合编，称《庄屈合诂》），专门发挥个人对庄子思想的理解。由于钱氏是文学大家，曾被尊为桐城派之先导，他的学术贡献反而常为文学成就所掩盖。本文不揣孤陋，仅就钱氏《庄》解之内容，略陈己意，以就正于方家。
一、注《庄》之原则
钱氏之生平，《清史稿·遗逸传》有简略的记载：
钱澄之，字饮光，原名秉镫，桐城人。少以名节自励。……是时复社、几社始兴，比郡中主坛坫者，宣城沈寿民、池阳吴应箕、桐城钱澄之及方以智。又与陈子龙、夏允彝辈联云龙社，以接武东林。澄之体貌伟然，好饮酒，纵谈经世之略，尝思冒危难立功名。阮大铖既柄用，刊章捕治党人，澄之先避吴中。妻方赴水死，事具《明史》。于是亡命走浙闽、入粤，崎岖险绝，犹数从锋镝间，支持名义不少屈。黄道周荐诸唐王，授吉安府推官，改延平府。桂王时擢礼部主事，特试授翰林庶吉士，兼诰敕撰文，指陈皆切时弊。忌者众，乃乞假间道归里，结庐先人墓旁，环庐皆田也，自号曰田间，著《田间诗学》《易学》。澄之尝问《易》道周，依京房、邵雍说，究极数学，后乃兼求义理。其治《诗》，遵用《小序》首句，于名物训诂、山川地理尤详。自谓著《易》、《诗》成，思所以翊二经者而得庄周、屈原，乃复著《庄屈合诂》。盖澄之生值末季，离忧抑郁无所泄，一寓之于言，故以庄继《易》、以屈继《诗》也。
由此传，我们大体可以知道，澄之早年即有用世之志，积极参与党社活动。当清兵南下时，又奔走闽粤，从事抗清大业。及事不可为，乃返回乡里，隐居著述以终老。所需补充的是，钱氏发妻之死，并非由于党争，乃因清兵而亡，同时失去的还有一子一女。他的返乡，也不是简单的“乞假间道归里”，而是与永历行朝失散后不得已的选择。一组六十四首的《行路难》细致地刻画了他返乡路上所经受的种种艰辛和凶险。对澄之而言，满人所带来的，不仅是国仇，而且还有家恨，这当是他后来选择隐遁的最主要原因。
钱氏之著述，《田间易学》、《田间诗学》皆收入四库，《庄屈合诂》见于存目。《四库提要》对澄之的经学成就评价颇高，如称其易学：“其说不废图书，而以邵子先天图及河、洛二图皆因《易》而生、非《易》果因此而作，图中奇偶之数乃揲蓍之法、非画卦之本，持论最为平允。故卷首图象虽繁，而不涉支离附会之弊。”称其诗学：“持论颇为精核，而于名物训诂、山川地理，言之尤详。”
对《庄屈合诂》，《提要》则有如下的评论：
屈原之赋，固足以继风雅之踪。至于以老庄解《易》，则晋人附会之失。澄之经学笃实，断不沿其谬种。盖澄之丁明末造，发愤著书，以《离骚》寓其幽忧，而以《庄子》寓其解脱，不欲明言，托于翼经焉耳。
《提要》此说，影响甚大，《清史稿》小传即据此立论。就意识到《庄屈合诂》乃有为之作，四库馆臣实已触及钱氏之微意。从极力表彰屈子之气节，到大谈庄周之至性，钱氏自己立身处世的态度尽在不言之中。但是，如果把该书完全看成是借题发挥，那就未免过于捕风捉影。姑毋论以老庄解《易》是否纯属晋人之“附会”，但从钱氏自己的言论看，他对借《庄子》发挥己见的做法也是颇有微辞的：
余少时好读《庄子》，见郭子玄注，苦不得其解。有示以林希逸《口义》者，览之略有端绪。友人曰：“此训诂之学也，读《庄子》岂宜作如是解？”于是益求所谓能为《庄子》之解者而究心焉。而为二氏之学者，皆谈《庄子》。禅家以其得宗门之旨趣，道家指为有丹经之秘言，其说皆近似之，而吾不敢信也。则又有谓三圣人之学本同，其解《庄》也，取三家语句之相似者，影响印合，又不深畅其旨，但略一拈提，使人自悟，是不过借《庄子》发摅己见，以自成其一家之言，于《庄子》实未解也。
钱氏读《庄》初由郭象、林希逸入，后在友人建议下，乃泛滥于二氏之《庄》解。他既已发现，不论是参以佛理、丹道，还是用三教相互印合，都未能真正了解《庄子》，那么他自己注《庄》，断不会循此旧途。换句话说，钱氏之注，实乃相信庄子之意真当作如是解，决不仅仅是“寓其解脱”、“托于翼经”而已。用钱氏自己的话来讲，这就叫“要是释《庄》，非自立说也”。
钱氏之书取名为“诂”，也是基于同样考虑：“吾之解《庄》者屡矣。晚年，少有所进，乃尽废前解，而为之诂。盖真见世之所谓能为《庄子》之解者皆妄耳，故宁为训诂也。”
必须提及的是，钱氏对“训诂”并无好感。他曾明告好友方以智：“吾人读书，观大义而已。……至于器数之末，诂释之烦，点画之细，世自有窜句博物之徒。”他批评“训诂之学”曰：“若惟言之是尊，毋敢略出己见，疑者缺之，未详者置之，惟通其章句而已，是训诂之学也，是以无我之弊流为训诂。”在解《庄》时，钱氏仍然“宁为训诂”，只能说明他对流行的肆意攀援之做法十分不满。
钱氏曾论及注书与著书的区别，最能代表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甚矣，注书之难，难于著书也。著书者，欲自成一家言耳，其有言也己为政。注书者，己无心而一以作者之心为心，其有言也役焉而已。故曰：著书者无人，注书者无我。然自孔子《系辞》以来，如郭象之注《庄》，王辅嗣之注《易》，旁通发挥，往往出于古人意言之外，亦何尝不用我也？曰：非我也，古人之意之所在也。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著书立言，标准在己，故心中可以无人。注书则不同，注者服务于所注之书，自己无心而以作者之心为心，是谓无我。但是，无我并不意味着固守章句而已，还必须追寻作者的言外之意。就此而论，孔子之《系辞》、王郭之注解皆可称为无我之作。
既不愿以己意进退古人，又不想落入虫鱼饾饤之途，只希望设身处地，以意逆志，由七篇之脉络上探庄生立言宗旨及言外之微意，这大概就是钱氏注《庄》之初衷。
二、“前人所未发”
《庄屈合诂》成书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作者时年74岁。其中《庄子内七诂》只注内七篇，首列郭象及各家注，次及自家之“诂”，分章悉依焦竑《庄子翼》。每篇末尾有“总诂”，概述全篇之大意。此书完成之后，钱氏曾多方活动，希望能够刊行。直到五年之后，才由徐乾学赞助，与《田间易学》、《田间诗学》一同付梓。其间数年，钱氏与友朋通信，反复提到该书有“发前人所未发”之处：
弟不能闭户而能塞耳，于追呼啼号中，了得《庄屈合诂》一书，自谓能发前人所未发，因小儿久病，无人脱稿，末由寄览也，怅怅！（《与左霜鹤》）
《庄屈合诂》到家始能脱稿，颇觉发前人之所未发。（《与李屺瞻》）
今春了得《庄屈合诂》，此十数年盘纡胸中之物，幸已脱稿，颇觉发前人所未发。（《与某》）
弟于去冬穷愁之中，又了得《庄屈合诂》一书。此书属稿数年，今始卒业，自谓无复疑义。（《与徐方虎》）
这些书信虽有推售之嫌，但未尝没有个人的自负在内。钱氏自己并未说明创见何在，但综合全书（《庄子内七诂》）来看，其大要则在“《庄》本于《易》”一语：
自庄子以《诗》、《书》、《礼》、《乐》及《易》、《春秋》列为道术，后遂有“六经”之称。而其称《易》也，曰“易以道阴阳”，则一语已抉其奥矣。吾观其书，其言内圣外王之道，则一本于《易》。夫《易》之道，惟其时而已。庄子以自然为宗，而诋仁义，斥礼乐，訾毁先王之法者，此矫枉过正之言也。彼盖以遵其迹者，未能得其意；泥于古者，不适于今。名为治之，适以乱之。因其自然，惟变所适，而《易》之道在是矣。
钱氏认为，易道之核心在“时”，庄子“因其自然、惟变所适”的主张恰恰就是重“时”的表现，所以归根结底，庄子之学只不过是易理的进一步发挥而已。
钱氏出身易学世家，又曾问《易》于黄道周。其在易理方面的造诣，颇受时人的推崇。方以智编订《周易时论》，澄之与有功焉。天界觉浪道盛则把易学方面的质询转送澄之作答。钱氏六十岁时著成《田间易学》，以朱子《本义》为主，兼容义理和象数两方面。在这部书中，他对“易道惟时”曾有系统的发挥：
乾元统天，无终无始也。无始而万物资始，时至则然也。“大明终始”，明其终始皆时为之也。
时至而事起，圣人因时以制器
亢，岂惟伊尹之放桐、周公之负扆哉？孔子亦有时而亢，诛华士、却莱夷、堕三都，当其时，宁知有得丧存亡耶？盖责任不在己，当潜则潜；责任在己，当亢则亢。若当亢而思潜，将宋陈宜中之占城不返为高蹈乎？亢之时，一有知退知丧知亡之心，便失其正矣。
“趋时”本为《易传》“爻位”说的一种，主要意思是，卦象之吉凶因所处时机而不同。钱氏则把它推广开来，说明一切事物皆因时而动。他甚至认为，易道无超出于“时”者：“易之道尽于时”。“时”如此重要，对人来说，知“时”便成为关键。当亢则亢，当潜则潜，否则极易失其正道。
“时”的基础在于“变”，没有“变”就无所谓“时”。所以，趋时必须明“变”。钱氏云：
惟变而后其道徳和以顺，不变则反成乖戾也。惟变而义以理，不变则不能各得其宜也。穷理者，穷其变也。尽性者，尽其变也。至于命，则一任其自然，变而不知其所以变也。
《易》者，变易之学。只有变易，才能实现道德和顺，万物各得其宜。因此，“穷理”也好，“尽性”也好，“以至于命”也好，说到底，不过是穷变、尽变并安于变而已。
“安于变”就叫做“因任自然”、“顺其自然”，而天地万物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
乾本乎气之自然，故易。坤因乎乾之自然，故简。
万物固已自然，圣人又何事焉！圣人犹为之领袖耳。虽然一切制作，不过顺其自然。
“自然”本是道家之术语，由王弼引入《易》注，一方面借以说明天道之自然而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倡一种因循无为的人生观。钱氏显然受到了王弼这种做法的影响。所不同的是，钱氏并不以为“自然”得自于道家，而是易学本身就包含的内容。在这个前提下，他并不认为引证老、庄之言有什么不妥：
天下之理，非吾一人可以尽知尽能也。有不知而后无不知，有不能而后无不能。庄子曰：“万物固已自然，圣人又何事焉！”因其自然，又宁有不知不能者哉？易简之得，亦得其自然而已。
老子云：“天地之道，其犹槖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此鼓万物之说也。吾尝有诗曰：“惟此中虚处，万化由之萌。槖籥空无有，鼔之风辄生。设有一物在，元化岂不停。”是知富有日新之徳业，皆自无中出，故曰“生生之谓易”。生生者，无中生有也。有之以为生，则生有时而息矣。
所可异者，钱氏竟以“无中生有”解释《易传》之“生生”。宋儒张载，攻驳老氏，正谓其虚气相隔，体用殊绝，不识有无混一之常。小程子亦云：“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不知钱氏当何以自解？
要之，澄之对易理的了解，本有取于道家之学。虽然他自己未必意识到，或未必愿意承认，但这已经足以让他在《庄》书中发现大量与易道相通之处：
成即有毁，毁以为成。治极必乱，乱以开治。春夏之蕃孳，秋冬之凋落，相代实以相因。《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其变，使民不倦”，因之而已。
这是解释《齐物论》“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章的。庄子之大意在说明“道通为一”，钱氏则注意到其中含有变化的观念，故以易道的变通说释之。
大易有四象，分阴分阳，而阴中有阳焉，阳中有阴焉，是谓阴阳老少。禅家本之为四料简，庄子于是中见非，非中见是，亦此四法。
《齐论物》主齐是非，故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钱氏却从中看出《周易》四象的影子。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正如是中有非，非中有是。阴阳之互涵酷似是非之无端。
太极即在阴阳中，离阴阳无太极也。儵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舍儵忽无浑沌也。儵忽欲凿浑沌之窍，岂别有浑沌可凿乎？亦自凿耳。
这是解释《应帝王》中“浑沌”寓言的。在庄书中，“浑沌”本代表着质朴和无为，钱氏则依照易理，更进一层。浑沌如太极，儵忽如阴阳。浑沌就在儵忽之中，离开儵忽别无所谓浑沌，正如太极即在阴阳之中，离开阴阳别无所谓太极。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最关键的，还要算关于“时”的讨论：
《易》之道尽于时，《庄》之学尽于游。时者入世之事也，游者出世之事也。惟能出世，斯能入世。即使入世，仍是出世。……七篇以《逍遥游》始，以《应帝王》终。谓之“应”者，惟时至则然也。又曰：“应而不藏”。此其所以为游，此其所以逍遥欤！
“时”者时机，“游”者无待。知时机者，方能进退有度。无所待者，方能超越世间是非利害。以无待之心，应时而动，即为逍遥之游。
天地之道，尽于六气。六气之辨甚微，当其时则谓之正。乘正以御，犹乾之“时乘六龙以御天”也，无往而不顺，故游无穷而亦无待也。
引入“时”后，代表至人精神境界的“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就和乾卦的“时乘六龙以御天”一样，乃是“应时而动”的别称。
既有得于大宗师，则生可也，死可也，富可也，贫可也，匹夫可也，帝王可也，时至则起而应耳。庄子所谓“缘于不得已”也。其应帝王，亦不异其所以为匹夫者，内圣外王无二道也。
“应时而动”，则一切皆自然而然、不得不然。时生即生，时死即死，时贫即安于贫，时富即安于富。该做匹夫时为匹夫，该当帝王时为帝王。如果生时求死，死时贪生，贫时羡富，富时爱贫，皆为不知时。钱氏特别指出，如果不知时，潜亢异用，那么不仅不足以知庄子，甚至还是“庄子之罪人”：
吾尝谓庄子深于《易》，《易》有潜有亢，惟其时也。当潜不宜有亢之事，犹当亢不宜存潜之心。而世以潜时明哲保身之道，用之于亢时，为全躯保妻子之计，皆庄子之罪人也。若庄子适当其潜者也，观其述仲尼、伯玉教臣子之至论，使为世用，吾知其必有致命、遂志之忠，为其于君亲义命之际所见极明耳。
潜者隐遁，亢者用世。潜亢各有其时，该隐遁时即隐遁，该用世时既用世，是谓知时。具体到庄子来说，因为适当其潜，所以只好以藏为用。庄子并非不能用世，由《人间世》之致命遂志，可知庄子用世之道甚精，与儒家圣贤“致主泽民皆本之正心诚意之学，无以异也”。相反，那些本当用世之时，却出于全躯保妻子之私心，而行明哲保身之道者，才是“庄子之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