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印度民族和宗教矛盾问题上，奈保尔体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姿态。他在“印度三部曲”之二《印度：受伤的文明》中认为，延续了五、六个世纪的穆斯林对印度的统治已经极大地削弱了印度教。此时的印度文明已经成为一种“受伤的文明”(wounded civilization) ，迫人改宗皈依、难容异端的伊斯兰教历史性地改变、删节和毁坏了印度文明，印度文明成为一片废墟。奈保尔惊世骇俗地说，印度的危机不只是政治危机或经济危机，它更属于古老文明的“受伤的危机”。在2001年出版的小说《半生》里，奈保尔借主人公威利的父亲的口表示，穆斯林征服了印度之后，印度教徒变穷了。英国人来了之后情况变得更坏了。这反映了印度教徒对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的反感。奈保尔在小说中表现了一种维护印度教的旨趣，体现出对不遵守印度教的人进行惩罚的意图。奈保尔在《半生》中是用暗示的手法来表达他的宗教好恶，而在其他小说如《在信徒之间：一次伊斯兰之旅》中把这种情绪表达得更加强烈。有的学者评价说：“作为印度婆罗门后裔的奈保尔似乎对印度教的纯洁性和不可侵犯性怀有堂吉诃德式的感情，这使他小说中的宗教意味非常强烈而偏颇。”由上所述，奈保尔在认识印度的民族与宗教问题上与泰戈尔有着明显的差异。原因是，泰戈尔始终根在印度、爱在印度，他对印度文明近代以来某些衰败迹象的原因要比“无根人”奈保尔了解得更加清楚。事实上，正是种姓制度、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内讧以及英国等殖民势力入侵等众多因素，造成了印度文明的落后挨打。因此不难理解为何泰戈尔要提倡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共同团结。而奈保尔除了对印度历史及国情现状所知有限外，他那异乡游子追寻文化血脉的隐蔽心理再加上难以彻底磨灭的微妙的种姓意识，使其采取常人不可理解的态度来对待印度的宗教和民族矛盾问题。
农民是印度人口的主体。农民问题对于印度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对于多年来备受贫穷愚昧折磨的这一弱势群体，泰戈尔特别关注。他说：“我经常思考如何改善农民的命运，却一直苦于找不到他们乐于接受的方法。他们世世代代因袭懦弱，没有发愤图强的习惯。虽然为他们找出路很难，但我从未停止探索。” 他不仅在理论著述上重视，还身体力行地进行改善农民问题的实践探索。泰戈尔告诫同胞，必须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他认为，印度文明的生命力理应在农村。开拓农村的潜力，才能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具体到农村的发展问题上，泰戈尔开出的是一纸“合作”药方。他认为，合作社制度是以人们的共同富裕为基础的，它能够消除人们之间可怕的竞争嫉恨，从而使人们得以真诚相待、互相提携、和睦相处。他把合作社制度与保护印度文明健康发展的时代大课题紧密结合起来。他呼吁农民开阔眼界，与外部世界在互动中谋求发展。他强调农业与科学技术联姻。他将自己的儿子送到美国的大学里学习农业技术，这在当时是一个需要勇气和胆识的举动，这反映了泰戈尔的与时俱进。
奈保尔曾说过：“我没有忘记自己的农民身份。我们是没有保护的……我们没有发言权。”他还说：“印度的作家不知道他们的国家陷于这样的困境的原因。他们无法理解印度的贫穷，他们不知道为什么17、18世纪的旅行者谈到(印度)被抛弃的乡村。” 正因如此，他对至今一直困扰印度人、特别是广大农村的贫困问题非常关注。他认为：“印度的贫困比任何机器都更加毁灭人性。”在他第二次印度之行中，他观察到，60％的村庄无电，印度农村生活仍然追随着自然的节拍。12小时的白昼后紧接着是12小时的黑夜。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与远古时代并无两样。更令人担忧的是，农村的发展带来极端的不公平。到了最后，反抗的怒火不光在贫民心中、也在同情他们的青年学生心中燃烧。奈保尔观察到这一情形：“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人们要求土地的愿望异常急迫。在印度，任何不考虑贫民获得土地的呼吁的思想都是毫无价值的。”奈保尔谈到的印度贫困问题有目共睹。实际上，作为世界上主要的农业国之一，印度的贫困问题牵涉农业发展问题。印度的城市贫民大多来自农村，城市贫困是农村贫困的延伸。印度农村贫困主要是土地分配不合理和严重的失业所造成的。奈保尔所关注的贫困问题目前在印度还未得到彻底根治。在此意义上，他对此问题的重视才更显其特殊价值。两相比较，奈保尔主要凭着知识分子的感性，将目光锁定在印度农村及城市的贫困问题上，并发出了饱含人道关怀的呼吁。而作为社会活动家的泰戈尔，他的思考范围显然要比奈保尔宽泛得多，并提出了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农业发展计划，这充分显示了泰戈尔的睿智和不凡。
另外，泰戈尔和奈保尔就印度人民族心理的论述有一些值得分析比较的地方。
印度人民与生俱来的生活方式，广泛地体现了他们对大自然的无比爱恋。在泰戈尔的理解中，缺少与自然的协调和谐，真正意义上的印度文明就无从谈起。泰戈尔虽然对印度特色的“森林文明”赞不绝口，但他又为印度的惨淡现状而焦虑：“印度教文明是沐浴和数着念珠念咒，由于持斋而憔悴，它放弃了同世界上每一样东西的接触，非常拘谨地站立在一个角落里。但是有过一天，这印度教文明曾经是生气勃勃的。” 他还说：“我们的民族现在与其他民族已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有不同之处，那就是我们民族由于长期以来对外部事物不感兴趣，已经失去了进取精神，不善于奋斗、拼搏。”印度人注重精神层面的修炼而轻视了物质进步和社会发达。泰戈尔认为，这来源于印度人的传统观念：“我们的国家曾经看不起财富，曾经学会把贫穷当作幸福和伟大。” 这就导致了印度的积贫积弱、积重难返，以致遭受不断的外侮。面对这一不利局面，泰戈尔呼吁，印度人“需要跳出自己的小圈子，在文化知识、爱情、工作等各个领域增进与全人类的相互了解，我们需要从事各种发明创造，需要创业精神，在这些方面，我们不仅要自己觉醒，而且要唤醒我们的同胞。” 这里，泰戈尔从分析印度人思维方式和生活哲学入手，探寻印度落后挨打的原因，并提出补救之法。他强调印度人思维特性对于文明衰败的影响，显示了他对印度历史现状睿智而清醒的反思。
一定程度上，泰戈尔的反思精神无形中被奈保尔所继承。在奈保尔看来，印度文化的内敛性影响到人们正视历史和现实：“印度人不愿正视他们的国家面临的困境，免得被他们看到的悲惨景况逼疯……哪一个印度人能够抱着平常心，阅读他们国家最近一千年的历史，而不感到痛苦和愤怒呢？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人只好退缩到幻想中，躲藏在宿命论里。” 在剖析至今为止一直困扰着亿万印度人民的贫困问题及印度人的民族心理时，他与泰戈尔的观点相似：“印度的贫困比任何机器都会夺去人性。……社会各阶层的贫困不仅不可触动，而且在充满污物的印度被奉为神明。在印度，除了这种以贫为荣外，全面的顺从、天生的满足感、冒险精神的退化、剥夺人的个性和成功的机会，都在不断地膨胀。”奈保尔发现，印度人有一种向后看的特性，他们喜好从历史深处打捞今日所需的东西，如有的印度人就认为印度数千年前就存在乡村共和国。按照这种逻辑，印度的民主并不是外来之物，而是古已有之。奈保尔认为：“那种人为建构的印度历史和关于整体与纯粹的幻象遮蔽了今日印度的睿智清醒。”循着这种思路，奈保尔不无偏激地说道：“印度的危机并非政治性的……这种危机也并非只关涉经济方面。政治或经济危机只是更大危机的一些方面而已。这是属于印度文明日渐衰朽的一种危机，摆脱衰朽的唯一希望寄托在这一文明加速加倍的衰朽之上。”
总之，泰戈尔与奈保尔在对印度现状的分析中，透过表象看本质，把握住印度人的民族心理特性，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思想契合。但奈保尔作为后殖民时代的印度侨民，他的矫枉过正又显示出他对印度问题解决方略的简单草率，这与他和印度母邦长期疏离的移民身份倒是相称的。他毕竟是长期身处印度之外的海外移民后代，对于印度问题的复杂性显然缺乏更为深入的探索。他给出的“药方”与其说是一副猛药或解毒剂，不如说只是一剂毒药。
生活在殖民时代的泰戈尔深知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利己本质，对于英国与印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英国的殖民掠夺是造成印度社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同时，英国人的到来之于思想落后、发展滞后、民族不和的印度未尝不是福音。他号召印度人勇敢地学习西方文明，借以达到民族独立之目标。泰戈尔强调，学习西方文明要与印度的实际相结合。“印度的变化应该沿着印度自己的道路前进，如果忽然走英国历史的道路，那么从头到脚都会变成畸形，一切都会彻底失败。” 他认为，在学习西方文明的途中，自身的素质非常重要，否则这种学习达不到预期目的。在他看来，印度人目前尚不具备一个自由文明社会的人所需具备的基本素质，因此，他不无偏激地说：“我认为，英国人要是平等对待我们，与我们平起平坐，对我们来说反而更不平等，因为这样一来，与英国人的崇高相比，我们的自豪显得更少了。”在泰戈尔的叙述逻辑里，隐藏着“内部建设”这样一条理论红线：用爱、服务、团结的精神解决好印度内部的问题，使自己成为强者。一句话，泰戈尔强调的是心灵改变，自强救国，是“感化英国人”。这充分反映了他的思想局限性。
作为一位来自后殖民地区的印裔后代，奈保尔对于印度与前宗主国英国之关系特别感兴趣。他通过对印度进行“田野调查”得出结论：“直到今天，这个英国依然活着。它存活在印度的各个角落和层面。”就积极方面而言：“印度虽然古老，但她仍在前进。印度当下着力信奉的清规戒律和实用技艺皆为舶来品。甚至印度人对于自己文明成就的认识，本质上也是19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启蒙之结果。单靠自己，印度不能重新发现或评价自己的历史。”的确，奈保尔指出了英国殖民之于印度社会发展“建设性”的一面。更有意义的是，奈保尔没有忽视西化大潮前印度本土保守的一面。他敏锐地注意到，印度人在张开双臂接纳西方的东西时，内心深处却不自觉地排拒这些东西所蕴含的价值观。基于此，奈保尔不无担忧地说：“印度和英国之间的这场历史邂逅终归破灭；它在双重的幻想中落幕。新的觉悟使印度人不可能回到从前，他们对‘印度民族性’的坚持，却又让他们无法迈开大步向前走。”他认为，印度人过分强调民族特性，会导致创造欲望和动力的消退及生命的停滞，而这种状况在印度现实生活中已有反映。奈保尔有些杞人忧天地慨叹道：“湿婆神早已不再跳舞了。”
由上所述来看，两位隔代作家在英国之于印度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建设性一面都给予充分的肯定。有趣的是，他们在首肯印度学习西方的时候，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泰戈尔强调学习西方要与保持印度民族特色相结合，这反映了他开放的心胸背后有着一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奈保尔以文化移民者的眼光来观照印度文明，非常敏锐而准确无误地发现了某些印度人保守的一面，因此，对于某些强调以保守的“印度教特性”和“印度教认同”为强国之本的印度人而言，他的担忧不无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