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章华
传说古蜀先后有五代蜀王，事见于《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灌）、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如果历史上确实有五代蜀王的话，其各自活动的年代当在什么时候？各自对应于何种考古学文化？近年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已基本建立，从新石器到秦灭巴蜀，可划分为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上汪家拐遗存（或晚期蜀文化）四个阶段。200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什邡桂圆桥遗址发现了早于宝墩文化的新石器文化遗存，这样就刚好五个阶段。如果每个阶段代表一代蜀王的话，桂圆桥新石器遗存阶段就相当于蚕丛时期，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最初当活动在岷江上游，而桂圆桥新石器文化遗存的特征与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文化遗存比较接近，似乎很能证明这一点。接下来的柏濩（灌）就应当在宝墩文化时期，三星堆文化为鱼凫王时期，杜宇就应在十二桥文化时期，开明王朝应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正好与许多学者认为三星堆为鱼凫王朝的观点相吻合，在三星堆遗物当中似乎也能找到一些证据，比如三星堆文化中常见的鸟头形把勺为鱼凫氏文化的代表；鱼凫氏以鸟为始祖神，他们崇拜太阳，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有代表太阳的神鸟。
由于文献中关于鱼凫王的事迹除了“数百岁”、“神化不死”、“田于湔山，得仙”一类神话色彩的传说以外，就没有其他更多的内容，因此很难在考古材料中找到强有力的证据。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又会得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推论。那就是关于开明氏的传说，《蜀王本纪》讲：“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为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让。鳖灵即位，号曰开明。”有学者考证，所谓荆人实为巴人，也就是说开明氏乃是从东西迁至成都平原的巴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开明王朝就当在十二桥文化至上汪家拐遗存时期。因为根据笔者的研究，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变迁的根本原因是鄂西地区以清江香炉石、宜昌路家河等遗址为代表的香炉石文化的西迁。尤其是渝东地区商代晚期以后的考古学文化直接源于香炉石文化，万州塘房坪遗址西周遗存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量圜底釜，还有尖底杯、豆等。忠县中坝遗址战国遗存和瓦渣地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大部分属圜底釜，与香炉石遗址情况十分相近，“如香炉石遗址的中心区，在出土遗物较多的209平方米面积里出土的近4000件各种陶质生活用具中，就有陶釜近3000件”。渝东地区从商代晚期至战国时期的文化一脉相承，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量圜底釜的存在。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香炉石遗址中出土大量的卜甲、卜骨，三星堆文化中至今未发现占卜遗物，但是在十二桥文化中出土有大量卜甲。正是由于香炉石文化的西迁才使得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与香炉石文化融合形成十二桥文化。香炉石文化就是早期的巴文化，香炉石文化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早期的巴人。早期巴人在鄂西地区主要活动在夏代末期至商代中晚期之际，商代晚期迁入四川盆地，其主体占据了川东地区，而且其中有一支可能进入成都平原，与三星堆古蜀发生过冲突，并最终与当地居民融合在一起。而十二桥文化至上汪家拐遗存间的变化并不是因外来人群的入侵导致的，而是西周晚期的社会转型引起的文化变迁，这种社会转型可能并未导致政权的转移，因此从十二桥文化至春秋战国时期可能均为开明统治时期。
如果开明王朝是在十二桥文化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话，那么杜宇的年代就应当在三星堆文化时期，这好像也能找到一些证据，如关于杜宇的文献传说特别讲到与杜宇有关的有两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杜宇教民务农”和杜宇末期发生的那场导致杜宇让位于开明的洪水。
杜宇教民务农，应该不是说之前的蜀人不懂农耕，因为从考古证据来看，岷江上游的营盘山遗址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已是定居的农耕民族，他们主要种植小米。如果说桂圆桥至宝墩文化的居民主要来自于岷江上游，那么最初他们主要应是种植小米，有迹象表明从宝墩文化晚期开始受到长江中游文化的影响。杜宇是“从天坠”，显系外来的。而三星堆文化的形成明显不是四川盆地宝墩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这与外来文化的进入与融合有关。这些外来文化可以观察到的主要有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等。石家河文化的遗物在成都平原发现在三星堆仁胜村墓地和成都市苏坡乡金沙村三组的置信金沙园一期地点。三星堆仁胜村10号墓出土1件黑皮陶钟形圈足的豆，置信金沙园一期地点H636也出土1件黑皮陶的钟形圈足豆，在置信金沙园一期地点还出土有一定数量的圈足盘，上述陶器风格与肖家屋脊属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同类陶器相近，当属石家河文化因素的典型陶器。从三星堆仁胜村10号墓出土的钟形圈足豆和器盖与置信金沙园一期地点出土的钟形圈足豆和器盖相近来看，时代应大体相当。而置信金沙园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跨度不大，整个陶器群的风格与宝墩文化三期的特征相一致，因此这些石家河因素的陶器年代在宝墩文化三期，与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年代是相吻合的。石家河因素的陶器不仅出现在宝墩文化中，在忠县中坝遗址中还出土了不少石家河文化偏晚阶段的圈足盘等陶器。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石家河文化在其偏晚阶段，对四川盆地的文化产生过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是以何种方式实现的，就目前的材料还不十分清楚，在将来的研究中值得注意。良渚文化的某些因素很早也进入了成都平原，三星堆仁胜村5号墓出土了3件玉锥形器，为典型的良渚文化玉器。这表明良渚文化的影响在宝墩文化三期左右已深入到了四川盆地的腹心地区。不仅如此，古蜀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还继承着良渚文化的某些观念与文化传统，这从金沙遗址发现的良渚文化风格的十节青玉琮体现出来。该玉琮总体风格接近于江苏武进寺墩、吴县草鞋山出土的多节玉琮，为良渚玉琮偏晚的风格。该器器表有较多的不规则划痕及油沁的痕迹，人面纹的羽冠阴线、眼睛和鼻部的微雕也变得较为模糊，这些现象应是该器曾经被长期使用的结果。因此有理由推测该玉琮的制作年代当大大早于金沙村遗址的年代，可能与良渚文化晚期的年代相近。但仔细比较金沙村十节青玉琮与良渚的玉琮也存在一些差异，首先是在玉的色泽上，良渚的玉材多为鸡骨白，至今没见过像金沙村玉琮这样的玉质者；再从工艺来看，良渚玉琮中间的孔均为对钻，中间未经过细致的打磨，留有明显的接茬。金沙村青玉琮中间的孔两头大，中间小，也应是对钻而成，但却经过了细致的打磨，没有明显的接茬。古蜀文化保留了良渚文化的某些传统从金沙村遗址出土的另一件四节玉琮（2001CQJC：1）也体现出来，该件玉琮和金沙村遗址出土的其他玉器玉质基本相同，从器表上看，其分节分槽的做法与良渚风格的十节玉琮相类似。但器物上下宽度基本相同，整器方正而厚重，四隅的每个凸面上阴刻出的九条平行直线纹，线纹平直、流畅，几乎不见毛刺，制作技艺显得非常娴熟。从这种玉琮分节及刻纹的做法看，明显是良渚多节玉琮的简化形式。结合其工艺特征看，其制作年代与金沙村大多数玉器相当。金沙村遗址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玉琮，表明玉琮在金沙村时期的礼制系统中仍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良渚玉琮这种代表纯观念形态的礼仪器，器形如此复杂，不可能出现在两个没有关系的文化中，这当中必然会有某种联系。只有对这种观念的认同，才会有这种现象的出现。紧接着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进入四川盆地的，比较明显的是中原二里头文化。大约在二里头文化三期之时，二里头文化从鄂西沿长江西进。在鄂西和三峡地区都发现有二里头文化的遗存，如二里头文化的典型陶器鬶、盉、圆腹罐等发现在荆南寺、中堡岛遗址的上层。毛溪套、秭归朝天嘴等遗址中。二里头文化的南迁与西进，一定有其重大的历史背景，而四川盆地正是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其考古学文化发生了大的变异。原来的宝墩文化和哨棚嘴文化都衰落，在这一文化的大激荡中诞生了三星堆文化。这一变化不仅是文化间的交流与影响所致，也应与人群的迁徙与融合有关。参与这一大激荡的可能就有上述的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土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而二里头文化明显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因此在三星堆文化当中，有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物，如今已知的有陶盉、铜牌饰、牙璋等，而且多反映在社会的上层文化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牙璋，牙璋出土的地域很广，据笔者观察，牙璋的传播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东线，从中原地区到湖北、湖南、福建、两广再到越南；一条是西线，从中原到鄂西、四川盆地再到越南。东线发生的时间比较早，可能在龙山文化时期，因此东线发现的牙璋多保留了早期的一些形态特征。西线发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因此三星堆出土的斜凹弧首的牙璋与二里头的最为接近，而没有那种早期形态的牙璋。东线虽然时间早，但并未得到弘扬与发展，出土数量相当稀少，推测在这些区域的礼制系统中并未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相反西线的四川盆地却得到进一步弘扬与发展，成为古蜀文化礼制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礼仪用器，并在此保留其传统达相当长的时间，从金沙遗址出土大量牙璋看，至少到西周时期都还很发达。越南既受到东线的影响，也受到西线的影响，因此两种传统的璋均有发现。二里头文化的某些特征在古蜀文化中保留了相当长的时间，金沙遗址中，发现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遗物当中，还发现有明显带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器物，如分段刃的大孔玉钺、梯形小孔玉钺、穿孔的石刀等。综合上述证据，可以推测，三星堆文化并非宝墩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间的变化可以说是在短时间内的突变，这种突变很有可能有外来人群的迁入，考古学上的证据表明这些外来人群均是从长江中游经三峡地区迁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人群极有可能带来了长江中游先进的稻作农业技术。水稻种植相对于小米的种植，技术上要求更高。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如果历史上真有杜宇教民务农的话，那么会不会是教蜀人稻作技术，杜宇会不会是来自于长江中游或中原地区，其时代就在三星堆文化时期。
还有杜宇末期的那场洪水，应该说成都平原在李冰治水前，洪水经常发生，但唯独对传说中杜宇末期的那场洪水印象深刻，那一定不是一般性的洪水。这场洪水又发生在特别的时期，以致导致了政权转移，改朝换代。关于这场洪水在考古上的证据，笔者早已注意到，三星堆都城废弃的原因很可能与洪水有关。从三星堆遗址现存地貌分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牧河由城址的西南角入城向北在城址的西北折而向西南，从城址的西南角流出城外，在城内形成一个“几”字形，最有意思的是，城内一条与马牧河方向形状一致的低洼地带，宽600～1000米左右，马牧河正好处于这一地带的中部，说明这一低洼地带当是马牧河冲出的冲沟。我们很容易发现，所有城墙均于冲沟的边缘或河坎处残断，说明城墙大部分已被马牧河冲毁。从遗址内文化遗存的分布也可证明上述推测，《三星堆祭祀坑》一书描述：“三星堆遗址的北面的真武宫、月亮湾阶地以及马牧河弯道内侧的阶地三星堆一带（笔者案：即冲沟以南区域），异常开阔，文化堆积较厚，内涵十分丰富。遗址堆积的主要部分是在这三处阶地上。三星堆遗址的东城墙、西城墙即建在真武宫、月亮湾阶地的东、西两面；南城墙建在马牧河南岸以南的阶地上。从文化遗存分布来看，这三处阶地是遗址分布的主要范围。”也就是说在马牧河冲沟以外的阶地上都有文化遗存的分布，而冲沟的范围没发现什么遗存。按正常的情况来推，马牧河冲沟所处的位置正好是遗址的中心区域，不可能没有重要文化遗存的分布，这只有一种解释，很可能已被马牧河冲毁。根据参与了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掘的林向先生《蜀酒探源——巴蜀的“萨满式文化”研究之一》一文的介绍：三星堆遗址第三区（即三星堆以南）的阶地第7层是一层厚20～50厘米的淤泥，青黑色，包含物极少，明显与洪水有关。根据陈显丹先生《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概况、初步分期——谦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一文介绍的该层出土陶器属三星堆文化末期的特征，该层的形成年代当在三星堆文化的末期。由此看，三星堆文化的末期极有可能发生过大的洪灾。林向先生认为，三星堆祭祀坑很可能就是杜宇统治末期，因洪水灾害酷烈，怀疑灵物失灵而出现的巫术厌胜性埋藏。文献中讲到，鳖灵曾为杜宇的相，治水以后才取代杜宇为蜀王，也就是说鳖灵与杜宇有一个共同治蜀的时期，取代杜宇有一个过程。在考古学文化方面，我们发现在十二桥文化初期，有一个阶段既出现了十二桥文化典型因素的陶器，同时也包含大量三星堆文化因素，过了这个阶段三星堆文化因素的陶器就基本消失。这是否正是鳖灵逐渐取代杜宇的反映，也未可知。
如果说三星堆文化时期为杜宇统治时期的话，那么宝墩文化时期就应该是柏灌、鱼凫时期，鱼凫自然就该在宝墩文化的后期。而温江鱼凫城正好处在宝墩文化的三、四期，如此说来，温江鱼凫城传说为鱼凫王都，就显得有些道理了。
上述关于鱼凫王的年代，无论哪种说法，终归只是推测而已，只是这些推测都建立于文献记载可靠的基础之上。鱼凫王到底活动在哪个年代，这个问题也许永远不会有定论。
（作者单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