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立场的不同，视角也就不同。不同的视角，就会有不同的结论。不同的结论，就会导致不同的态度。
立场决定态度。
我一直认为我母亲的立场是有问题的。她看问题，更多的是从她的家庭出发的。当然，她的立场有反复。过去的一段时期，她也是深刻怀疑她的家庭的。甚至，真的怀疑她的父亲是有罪的。在后来的“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运动中，她一遍遍地检讨自己。检讨自己的出身，检讨自己的行为，检讨自己的思想。她也不断地忏悔，不仅是忏悔自己，也为她过去的整个家庭忏悔。
她是真心的，出自心底的。
在她的一生里，至少有二十年的时间是在忏悔中度过的。她深陷在“罪恶”的深渊里，不能自拔。一直到了晚年，她才意识到，自己过去的忏悔，其实是一场谬误。她所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巨大的伪命题。那是一个时代的错误。而那个时代的错误，不应该由她个人来承担。而当她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是太迟了。
除了叹息，她什么也做不了。
但她时时会想起，一想起，就会觉得心痛。而这份心痛，她只有独自品尝。甚至，她都很少和她的孩子们说。她知道说了也没用。她已经落后于现在的这个时代了。这个时代，她变得看不懂了。甚至，她还为我担忧过。她很怀疑我这样的生存方式。
当然，她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
我时常会想到我的外祖父。
他们这一代人是注定要牺牲的。
每个时代，都会有一批人要被埋葬的。
那么，外祖父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我想起过去在大学的图书馆里，看到过一本纸质发黄的书（一本社会学著作），出版于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它是这样说的：在一般的乡村社区中，在基层权力的运用上能够扮演角色的人，除了我们以
后所说的绅士之外，照例还有下述的一批人物，这批人物虽然在实际上和绅士即
不易分别，且不可分离，但依据中国的传统标准来说，彼此在理论上是有分别的
而且应该是不相容的。这批人包括：一些暴发户型的人物，在暴发之后有权有势，对地方事务有干预，对于基层
的权力能操纵，但是这种人虽然可以权势威胁他人，都不能使人心悦诚服；暴发
之户多乏仁义之心，自不免增人厌恨。
二是利用父兄子弟或戚谊的地位权势而在本乡本土炫耀的人，往往倚恃人事
的关联，干涉地方公私的事务；地方有若干人也往往因必要而通过他们的人事关
系，企图解决纠纷困难或倚势凌人……
三是新制度制造的一种人物，即是通过保甲制度出来的地方“行政人员”。由
于保甲制度在理论上是和绅士的利益冲突的，在实际上又参加一些党团的训练……
我的外祖父在当地一定是个有权势的人物。
但是，他的身份形象似乎又与上面的人物分类不吻合。那么，他算得上绅士吗？我是觉得他其实是有些绅士作风的。
什么样的人才叫做绅士呢？传统的回答是非常确定的：“士大夫居乡者为绅”。
绅也就是缙绅，是专指那些有官职科第功名居乡而能得到乡里敬重的人士，这回答可以说是绅士最好的定义，在合乎这个定义的就是绅士，否则便是恶霸、是土豪、是地痞、是劣绅、是绅士的干部。在今天倘如要把这个定义依据各地实际的情况来详细加以解释一番的话，可以把它分成下列几点：作为绅士的人在家世方面必得有一个光荣的过去，值得乡人景仰羡慕，消极要清白没有恶迹，积极的要有优越于别人的地方。功名宝贵，都是被作为品评的根据。
还要看其人及其父祖或其家族对地方的贡献，贡献且必须是具体的事实而非空言，绅士的责任不但要维持一地的风习和秩序，还要负责推动地方的公益事业和建设，贡献越多其声望越……
典型的绅士一定是居乡的士大夫，是有功名科第的退休林泉的官员，功名愈高，官职愈大，其作为绅士的地位也愈高，影响也愈大，其作为绅士的地位也愈高，影响愈大……
每一位绅士照例有一份丰厚的财产，绅士与地方往往不可分，占有土地愈多其为绅士也愈大，虽然所有地主不一定都是绅士，不过绅士则一定是地主，并且是大地主。财产愈丰厚，生活自然舒适闲暇也就愈多……
绅士必须……
按照这样的条件，我的外祖父李玉楼显然是不够格的。他也是读过书的，而且，据说还在南京读过书，好像是有关什么水运的（那应该算是洋学堂了），只是读到半途就辍学了。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的功名。再说，那时候科举也废除了，没有什么功名不功名的。除了上洋学堂，然后可以到国外留学，似乎也没有别的好出路。而出国，对乡下人来说，实在是有些可怕。而且，相当一部分是瞧不起外国的。说穿了，外国就是一个地狱般的所在。外国，都是荒蛮之地，哪来比得上中华民国的土地呢。
外祖父是见识过洋人的。他当然不会像一般的村民那样，想得那样的狭隘。他知道，国人对留洋的感觉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怕洋人。之所以怕，是因为外国人强大。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相信外国真的比我们要好。也许，正因为是怕洋人，才会认为外国不好。他们不相信中国人到了外国，还会有好下场。而他不去留洋，当然不是因为这些。他是自己本心里不想那样做。甚至，他其实是不愿意读书的。如果不是他家里有地产，他想，其实他愿意去当一个医生，一个西医。
当然，现实是他开了绸布庄。而且，从绸布庄开始，生意发展得越来越大。他有专门的货运码头，有百货店，有盐场（他是占有其中的一部分。他是当地盐业公司的一个董事），后来还有洋火厂（这算是他的鼎盛时期了。当然，这项投资是以失败告终的，可这也是很无奈的事。国家遭逢了大难，个人哪能兴旺得起来呢）。
外祖父一辈子也没当过官（没有这样的渠道，也没有这样的可能。同时，他的性格也不是一个爱在“官场”上进取的人）。据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倒是有人推举他作地方上的保长，但他坚辞了。在他看来，那保长实在就不能算是什么体面的职务。在心里，他是鄙夷的。也许，他更愿意让别人把他当成一个生意人（虽然那个时候的生意人，也不算是一个很体面的名称，好在他是双重身份，既是地主，也是生意人。而且，在县里，他的生意算是做得有规模的。人家看不起的，其实是那种做小生意的。做大生意的，其实是另当别论的，这和杀人放火是一样的道理。杀得少的，只能算是强盗。杀得多的，则成就英雄）。
母亲说，对乡里的事务，外祖父李玉楼是积极参与的。逢到造桥修路，他都是要往外拿钱的。筑海堤，出钱还出工。甚至，附近的村里要办学堂，他也出钱。毕竟，本村的孩子也可以受益。族里的事就不用说了，都是他带头。当地的一般事务，他也是带头出面进行外理和协调的。逢到人家有事，他还要去调解。如果那段时间他正好在县里的店铺，那是一定会被请回来的。他常常是在两地中间奔波。那样做，他也不觉得辛苦，家里人也都以他为自豪。那样的一个大家庭，需要一个体面的主事的。
但是，他辉煌的因为日本人的到来，而宣告终结了。如果不是日本人打过来，他的火柴厂应该会继续生产下去。而且，会非常红火。不管后面的形势发生怎么样的变化，他至少可以把他的辉煌事业再延续一阵子。而且，说不定他把自己整个重心，都转移到县里了。如果他一直在县里呢？当然，许多事情是不可假设的。
母亲说，其实她父亲的朋友，也是他的一个同学，劝过他离开淤龙口，离开那个县，走得远远的。那个人是从外面留洋回来的。他回来探亲，顺便来看望她的父亲。“你继续在这里是危险的，”他的那个同学说，“将来的局势，谁也不知道会怎么发展。毕竟，你不知道共产党得了天下，会怎么样的改革。你也是个有产者，一个地主，还是要小心为妙。”但是，她的父亲是不以为然的，认为他的同学是太杞人忧天了。甚至，他对他有种别样的情绪，认为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时刻，他在国外，对国内的时事进行点评，是相当不妥的。就像俗语说，“岸上的人，不要去评说河里的人。”
“没事的，我只是一个生意人，家里有地，真的不行了，就分去算了。”他说。这个地方，生他养他，他为什么要离开呢？再说，这一大家子人，拖老带小的，他不可能脱身。年轻时候，他是可以远走的，他都没走，现在怎么会走呢？那个时候，农民们还没有要求分地，但他已经有那样的想法了。也正是因为有了那次的谈话，才会促成后来他比较坚定地主张分地。他以为他是一个能够体识大局的人，也是一个能明察事情本质的人。
李玉楼是自信的。
他相信自己在地方上，有着良好的声誉，也做了不少的好事，包括为共产党的部队。他应该是被团结的对象。他相信自己行得正，走得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尤其是他在把所有的土地都分光后，他更不必担心了。他认为自己差不多也是一个穷人了，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他既不是土豪，也不是恶霸。再怎么，总会让他生活的。
“他的那个同学，其实是学问很深，懂得西学，也懂得《易经》、《麻衣神相》一类的。据说，他看人是有点异术的。”母亲说，“有些人看人是很奇怪的，能看透人的一辈子。有的，还能看到你的前世今生。”对母亲这样的说法，我当然只能一笑置之。其实她在年轻的时候是不相信这些的，到了晚年了，她却经常讲这样的奇人异事。也许，是她年轻时没有细想过这些，到了晚年却像河床底的青苔，在阴湿的天气里漂浮了起来。
“这个人后来也没回去，好像是到了香港，最后在新加坡病死了，也有人说是被日本兵抓住了，当成间谍打死了。”母亲说。
对于她父亲的出事，她说，她和她的哥哥们一个都不知道。据事后家里人说，她的父亲李玉楼是半夜里，突然被农会的人抓走的。那是秋天里，他只穿着单衣。农会的人说，只是让他去谈一些问题，第二天就会被放回来。谁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