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于子三事件
“五二零”学生运动发生后，“学潮”一浪高过一浪，令蒋介石、叶秀峰等人寝食难安！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加大力度对“学生运动”进行控制。为了挖出学生运动的共党“细胞”，国民党当局对学生采取甄别的方式，即“通过者即可上学，不通过者即被逮捕”。
国民党当局的“甄别”法无疑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此法一经推出便招致了学生们的极大愤慨。学生们怒斥当局：“对学生进行甄别，无疑是一种不尊重学生人格的行为，同样也是打击学生追求‘自由’、寻找‘真知’的勇气。”浙江地下党负责人翁迪民与杭州市内的各个学校学生组织进行研究，针对国民党的“甄别”法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与此同时，杭州市内所有大中专院校一致响应“五二零学生运动”的思潮，高举“向炮口要饭吃”等旗帜，展开一次次有规模的游行活动。当然此情此景必然引起蒋介石的极大关注。蒋介石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折腾了几天后便喊来叶秀峰，并对其进行怒斥。
蒋介石怒拍桌子道：“娘希匹！学生们翻了天，你这个堂堂中统局局长竟然坐视不管，你究竟想怎样？”
叶秀峰吓得不敢作声。
“南京乱成一锅粥，北平、上海也闹得厉害，现在浙江也闹起来了！这些事天天就像‘蚊子’那样，嘤嘤嘤嘤地闹个不停！你现在赶紧想办法，不要让学生们继续闹事！前线打着仗，后方闹‘学潮’，如不加以百倍防范，政权便岌岌可危了！”
叶秀峰迅疾回答：“我一定不会辜负总裁的期望！”
叶秀峰挨了一顿骂，回到中统局亦是一脸的闷闷不乐。他立即开了一个内部会议，他将蒋介石的训话内容原封不动地传达给大家。随后，他致电浙江调统室主任俞嘉庸，让其监视浙江学生的一举一动，如有动静，则立刻展开行动，阻止学潮发生。
俞嘉庸得到命令后，便将刚刚成立不久的特务组织“浙大学运小组”从中统杭州区划归省调统室，并不断向浙大输入“细胞”，伪装成进步学生与学生组织领导进行接触，并骗取其信任，获取情报。就在此时，一个学生组织的领导者进入了中统特务的视线，此人叫于子三。
俞嘉庸对叶秀峰说：“于子三是浙大运动的积极人物，同样还是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如果控制住他，就能够控制住学潮！”
“于子三的底细查了没有？他是不是共党分子？”叶秀峰问。
“不是，只是积极分子而已！”
“积极分子？难道共党给他好处了？”叶秀峰目露凶光，“既然是学生代表、运动的发起人，那就对他进行严密监视，如无法控制，可直接逮捕！”
俞嘉庸于是下令给特务室的特务以及浙大“细胞”，让他们密切监视于子三的一举一动，如有情况及时上报。
于子三原名于泽西，山东牟平县初家镇前七夼村人。1944年10月，于子三考入流亡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受浙大“求是”学风熏陶和革命思想启迪，他毅然投身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并担任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1946年秋，加入浙江大学秘密进步团体“新潮社”，后担任该社浙大农学院分社社长。1947年春，于子三积极参加“国统区”“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请愿运动，于1947年5月被再次选为“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
说起于子三，不得不说说于子三所在的革命土壤“浙江大学”。其实浙江大学自建校以来就有“学运”传统。“九一八”事变后，浙大学生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政策进行反抗，他们联名来到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抗日！
“一二·九”运动中，浙大响应北平学生不畏严寒、冒雪上街进行游行示威，并准备赴南京请愿。1945年3月，浙大教授费巩早在重庆神秘“失踪”，浙大学生举行罢课，发表《促进民主宪政宣言》，后来此宣言得到了昆明西南联大、重庆中央大学等校的热烈响应，成为全国学运高潮的新起点，因此浙大被誉为“民主堡垒”。在这样的革命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于子三，自然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
“五二零运动”前夕，于子三在浙大召开了第一次学生大会，并通过了“不达要求、无限罢课”的决议。
翌日，于子三带领一千多名学生到火车站欢送赴京请愿的学生代表。
“五二零惨案”发生后，在于子三的号召和带领下，三千多名学生举行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活动，并得到了广大杭州市民的拥护。此举令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大骂：“浙大乃共党分子的大本营也！”于子三也因此登上中统局的“暗杀花名册”。
1947年6月初，浙江地下党组织将于子三等学运骨干秘密转移到上虞暂避，以防不测。不过后来，于子三再次回到浙大，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参加学生运动。
1947年10月期间，叶秀峰得到一封密函，密函中写道：于子三的两个同学黄世民、陈建新坐火车来杭参加另一同学汪敬羞的婚礼，期间还将讨论“新潮社”奉化农场的事宜。叶秀峰觉得机会来了，于是电令俞嘉庸，密切监视于子三等人的一举一动，并伺机逮捕。接到命令后，俞嘉庸布置专人进行盯梢，并且在火车站附近设下埋伏，准备对于子三等人进行抓捕。
1947年10月25日，于子三与汪敬羞来到杭州火车站迎接从上海来的同学黄世民和陈建新，当四人刚刚踏出站门，便被埋伏好的特务们逮捕。后来特务们将于子三等四人秘密押送至省党通组的拘留所。
得知于子三等人被捕，叶秀峰非常高兴，他致电俞嘉庸：“不管采取什么办法，也要挖出于子三身后的共党分子！”于是俞嘉庸来到拘留所，开始对于子三等采取非人道的折磨与审讯。
于子三等人失踪一事很快就传到浙大。浙大师生对此感到十分震惊，震惊之余则是愤慨。于是浙大学子立刻召开大会，通过了“罢课、抗议、斗争”的决议，向国民党当局进行施压，要求浙江省主席沈鸿烈给予说法！后来浙大校长竺可桢也前往省政府进行交涉，还委托校秘书长和训导长去拘留所看望于子三。
急于立功的叶秀峰可不在乎，他要求特务们加大对于子三的审问力度，要求其交代“新潮社”的有关情况及浙大的地下党组织力量。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等均没有让于子三屈服，在特务面前，于子三大义凛然，他大喊：“为自己争取权利有何过错？”特务们见于子三死不开口，于是把情况汇报给叶秀峰。叶秀峰气急败坏，于是致电：“既然不招供，留着何用？”受叶秀峰的旨意，特务们对于子三进行轮番的殴打、施刑。10月29日，受尽严刑拷打的于子三不幸牺牲！
噩耗传出，立刻引起一片哗然！特务们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迅速将其余三人移送法院，并给于子三伪造了用玻璃片戳断喉管的“自杀”现场，以混淆视听。得知此消息，浙大校长竺可桢、训导长顾谷宜、校医李天助、学生代表叶玉琪、雷学时等五人来到现场进行认领尸体，一眼便看穿了特务的诡计。竺可桢严词驳斥，拒不在尸体认领单上签字，后来他对上海《申报》记者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千古奇冤。”
后来浙大的师生们纷纷以“罢课、罢教”等方式缅怀学子于子三，国民党当局非常震惊，浙江省主席沈鸿烈也出来讲话，劝浙大师生以学业为重，尽快复课！不过此事遭到浙大校长竺可桢的拒绝，竺可桢说：“教授会决议无法更改！”11月4日，竺可桢决定辞去浙大校长一职。
10月31日，浙大全体同学为抗议“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四同学，并残杀于子三君”发出联合请求：
一、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捕同学；
二、严惩杀人凶手竺鸣涛；
三、赔偿死者一切损失；
四、保证以后无类似事件发生；
五、由政府确实保障人权。
11月12日，浙大学生自治会致函给蒋介石，向其控诉于子三被杀害一事，并请求蒋介石严惩杀人凶手，为天下不法者鉴！
于子三牺牲的消息传到北方后，清华、北大、燕京、天津南开、北洋等等院校也纷纷发表“反对迫害、保障人权”宣言。而南京的三所大学也通过“罢课”等方式抗议国民党当局惨无人道的做法……全国各地的大学纷纷响应，再次掀起学生运动高潮。
1948年3月14日，也就是于子三遇害四个半月之后，浙大才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
浙大学生代表三百余人组成出殡车队，在“学生魂”的挽幛和“于子三烈士千古”花圈的前引下，将于子三烈士的灵柩安葬在凤凰山北麓的万松岭南坡，于子三的墓碑也成了“学运”的纪念碑！
叶秀峰原本想杀掉一个于子三，便可以让“学运”停止，没想到叶秀峰还是下了一盘臭棋。
后来，蒋介石发怒了，他致电叶秀峰严密监视全国各大学的学生运动情况，如不行再进行镇压。可是这一次叶秀峰学乖了，他一直没有出手，仅仅是替总裁做“情报”搜集工作！直到1949年国民党兵退台湾，叶秀峰也再没有制造出其他重大惨案，而他的中统局局长的职位，也最终被副局长季源溥接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