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较场口血案
叶秀峰自上任以来，总摆脱不了与前任徐恩曾的比较。与徐恩曾相比，叶秀峰在反共方面的成绩可谓乏善可陈。叶秀峰深知：想要打开局面，必须要在反共方面做点文章。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战后的国内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于是他派遣张治中偕同美国特使赫尔利飞往延安，迎接毛泽东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地点设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举办，时间为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9人、青年党5人、无党派人士9人，共计38人。
本来政协会议与叶秀峰等人无关，但是此时的他却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像一只饿狼般盯着各民主党派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共产党。叶秀峰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十人特工组织”，在“重庆实验区”内进行大范围调查、搜集共产党人的情报。为此他还将其情报汇编成册，每日呈报给陈立夫和蒋介石批阅。与此同时，国民党极右分子对中共谈判抱着悲观态度，作为极右分子中的一员，叶秀峰也不希望国民党在共产党面前妥协。于是他对局内特务强调：“即使政协会议谈判成功，我们也要破坏共产党的行动。”叶秀峰与陈立夫“珠联璧合”，在与会期间便制造了著名的“沧白堂事件”。
政协会议召开期间，重庆各进步人士为了促进会议的顺利进行，自发成立了政协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自1946年1月12日至27日间，连续八次召开各界民众大会。大会从第四次起便在重庆沧白堂进行。由于与会民众众多，每一次开会都会引起国民党的极大恐慌。叶秀峰见此状况，非常烦恼。他问陈立夫：“咱们是不是该行动了？这样下去非闹出事情来不可！”
“是啊，重庆人已经疯了，唯独棍棒才可解决！你尽快安排一下，千万不能让这群人闹出乱子！我担心的是，共产党会借此机会大做文章。”陈立夫目露凶光，他见不得民主分子在他眼前“跳舞”。
叶秀峰非常重视此事，于是连续派中统特务在会场里进行捣乱、打杂。其中1月14日，协进会恰逢郭沫若讲话，当郭沫若激情澎湃地讲到“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不能成为党军”时，混在人群中的特务便开始捣乱起来。特务们时而大呼小叫，时而挥舞着棍棒，现场一度陷入混乱，此次会议不得不被迫终止。
1月17日，协进会刚刚开始没多久，一群特务拿着喇叭在民众间狂吠：“打倒共产党，拥护国民党。国民党万岁！总裁万岁！”特务们一边喊，一边趁机捣乱，如此一闹又令会议终止。
1月18日，叶秀峰安置的特务变本加厉，他们一边捣乱，一边向会议主席台投掷石块。本来政协代表王若飞要发言的，见此场景只好作罢。
1月19日，捣乱已经演变为赤裸裸的恐怖事件，其中许多政协代表、媒体工作者遭到了特务们的谩骂和殴打，许多人被特务打伤。这个事件就是著名的“沧白堂事件”！得知协进会无法召开，叶秀峰非常高兴。他表扬自己的手下一番：“你们做得不错！他们散了会，共产党就无法做文章了！”虽然叶秀峰有些沾沾自喜，但是却无法控制政治协商会议的走向。
由于与会人员代表着中国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即国民党、中共以及民主力量，所以政治协商会议围绕着“改组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军队、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个问题展开了尖锐、复杂、激烈的讨论。中共代表顺应民意，团结各党派民主分子与国民党极右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最后使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和人民的决议。关于军队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最后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离，军民分治”等原则，并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代表三方商定整编国共两党军队的办法，从而挫败了国民党的政治阴谋。关于政权问题，经过艰苦的协商讨论，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纲领确定建立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从而确保国家的和平发展。
纲领还规定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并拥有用人权，政府委员名额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而所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须由出席委员三分之二赞成始得议决等，一改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关于改组后的政府，三方协商认为，从结束国民党“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政府，负有召集国民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确立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并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行政院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但是立法院对行政院内阁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有权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政治协商会议前后历经22天，最后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联合迫使国民党签订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章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协议，蒋介石非常生气。
会议刚刚结束，陈立夫和叶秀峰去总裁办公室向蒋介石汇报近期工作。蒋介石听完汇报后颇为无奈：“我对宪章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能姑且通过，将来再说。”叶秀峰还在纳闷蒋介石怎么突然妥协了，没想到蒋介石马上就变了脸，他怒斥道：“这都是共产党的诡计。对于这次政协会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蒋介石的意思很明确，所谓“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的意思就是让叶秀峰放开手脚，用武力对付共产党。叶秀峰非常了解蒋介石，知道他不是一个善罢甘休的人，政协会议令其难堪，他必然会采取手段进行报复。
但是对于这种大事，陈立夫和叶秀峰都不敢做主，于是向蒋介石请示具体行动方案。蒋介石心情不好，陈立夫也不敢多说，只是简单说了几句。陈立夫说完，等蒋介石开口指示，没想到蒋介石一句话也没说。如此一来，反倒令陈立夫、叶秀峰乱了方寸。两个人见蒋介石脸色阴沉，不敢再说，退出了总裁室。
随后，叶秀峰对陈立夫说：“总裁心情不好，咱们要想个权宜之计才好！”
陈立夫叹了口气：“是啊，没想到共产党这么难对付，民盟的人竟然也帮他们！事已至此，看来我们只好尽快动手，替总裁分忧解难才是！政协会议结束后，共产党、民盟一定会庆祝一番，我们不如趁这个机会下手吧！”
随即，陈立夫与叶秀峰制订了计划，决定以重庆的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2月10日举行的“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为目标，从扰乱会议入手，阻止会议的顺利召开。
最后，陈立夫再三叮嘱叶秀峰：“事关重大，你一定要把事情做细，不能给共党反咬的机会！一定要成功，不能失败！”
回到中统局，叶秀峰深感肩头的责任重大，这种“杀人放火”的事情，一定要做得天衣无缝才行。他迅速召集本局的大特务们一起研究“破坏活动”的具体做法。破坏方案制订出来后，叶秀峰立即致电国民党重庆党部协调任务部，最终与党部协调任务部达成了四项共识：
一、力求转变会议内容，设法推举中统特务刘野樵为大会主席，派擅长辩论的国民党党员参加演讲辩论，以控制局面；
二、把握会场秩序，发动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及社会服务队等600余人参加大会（主要是搞破坏），其中市党部组织科负责200人，干事长陈介生负责200人，委员徐鸣亚负责200人；
三、派警察局人员进行现场维护，对“捣乱者”进行抓捕工作；
四、遴选有能力的人员担任大会司仪，控制扩音器等，参加大会的600余人应予开会前一小时提前抵达会场，以保护主席团的安全。此主席团由叶秀峰安排，一共9人，这9个人是中统特务刘野樵、市教育会理事吴人初、市商会代表周德侯、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李森普、市妇女会常务理事傅伯群、市会计师理事会理事古锋、市总工会理事长谭泽森、市律师会会长张晃和市党部科长庞仪山。与此同时，叶秀峰还提前准备了一百多个“打手”，准备伺机破坏会议现场。
2月10日上午8点，叶秀峰安排的9人主席团在中统特务、三青团、国民党党员等600多人的护送下早早来到会议现场。这些人按照叶秀峰事先规定好的，按照每组成员20人，分成30组悉数围在主席台周围，形成“阵势”。为了掩盖破坏活动，叶秀峰还组织了一个“军乐团”伺机制造混乱。
大概9点左右，与会代表李公朴、沈钧儒、郭沫若和马寅初等人来到会议现场，李公朴是此次大会的发起人。刘野樵见李公朴到来，便上前讯问：“会议还没开始，我们趁这个时间先定一下主席团的人选吧！”
李公朴知道刘野樵是中统特务，便委婉拒绝道：“虽然我是大会发起者之一，但大会却不是我李公朴一个人说了算的！周恩来、邵力子等人还未到，大家到齐了，再商量主席团人选的问题吧！”
“等所有人员都到位，你不觉得太耽误大家的时间吗？与会人员个个都有公务在身，请您不要因为个人想法而耽误了大家！”
李公朴看了刘野樵一眼，冷冷地回答：“凡事都要按照原则办事！”
刘野樵见李公朴油盐不进，便怂恿市商会代表周德侯发言，只见周德侯突然站起来说道：“我们推举刘野樵当会长，大家都有事，会议必须马上开，请刘会长讲话！”
青年活动家施复亮见状，站起来怒斥刘野樵和周德侯：“请你放尊重点，先让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先生讲话！”
就在李公朴准备站起讲话之时，突然就被身旁的特务包围了起来。特务们拿着棍子、铁尺朝李公朴身上打去，大家还没有来得及赶上前去阻止，李公朴就已经被特务们打倒在地。眼瞅着李公朴被打，郭沫若连忙上前阻止，特务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照着走上前来的郭沫若就是一顿暴打。就这样，李公朴被特务们打得浑身流血，身负重伤，随后冲上来的郭沫若、马寅初、沈钧儒等人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毒打。
就在特务们疯狂打人之际，周恩来、冯玉祥等人也赶到了现场。周恩来见此惨状，大声怒斥中统特务：“这是什么国家？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允许这种暴行，简直无法无天了！”
刘野樵等特务们，碍于周恩来和冯玉祥的威名，终于收起了凶器，逃离了会场。
现场一片狼藉，血迹遍地、伤员众多。周恩来迅速拨通了医院的电话，请医院派救护车来救助，并亲自护送李公朴等人去医院就诊。
此次“较场口事件”，共有60余人重伤，轻伤者不计其数。以李公朴伤势最为严重。
后来，李公朴等人以“刘野樵殴打伤害罪”向重庆地方法院提出控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刘野樵竟以诈伤为由反咬一口，向法院提起控诉，说李公朴等人诬陷自己。
3月15日，重庆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了此事，庭长龚某只是走了走过场，最后竟然说：双方既是被告又都是原告，况且大家均是社会知名人士，建议双方采取政治途径调节，化干戈为玉帛。就这样，这场震惊全中国的“较场口血案”不了了之。
“较场口惨案”发生后，重庆文化界百余人联名发表“告国人书”，强烈抗议国民党的暴行。然而国民党中央社却对事件进行了歪曲，处处为打人特务进行辩护。后来郭沫若发表言论抨击中央社：“沧白堂的石子，较场口的铁棒，我自己的头亲自挨过。《民主报》的捣毁，《新华日报》的捣毁，我自己的眼睛亲自看见过。零下三十五度的政治冬季又来临了，山城重新成为冰雪满地的盐田。”（选自《郭沫若传》）
7.“一二·一”惨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