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经过一番分析，认为“定都武汉”有两个风险：其一，唐生智。唐生智曾是湖南军阀赵恒惕部第四师的师长，后来他归顺了北伐革命军。但是此人骁勇善战、处事果断，不到一年的时间，自己的部队已经拥有了十个师的兵力，且武器装备精良，精神状态好。而此时的唐生智又得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皆为蒋介石死敌）的支持，让蒋介石变得忧心忡忡。其二，武汉地区，工农运动高涨，不利于老蒋反共准备。尤其是武汉的工人力量一举收回了汉口的英租界，震惊了世界。蒋介石经过权衡，必须坚决反对“定都武汉”，才能守住自己的革命果实。
在此期间，经陈果夫的介绍，另一位国民党高参、号称国民党“文胆”的陈布雷加入了国民党，后来成为中统的“影子领袖”。随着一个又一个厉害角色的加入，CC系已经初露端倪。
此时的陈立夫已经不是那个怀揣“工矿梦想”的陈立夫，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政客，就连他的每个举动都带着政治色彩。后来他伙同自己的哥哥陈果夫上奏折，蒋介石再次动了心，他向陈立夫交代：“立夫啊，事情就交给你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陈立夫也随即发誓，决心替蒋介石解除另一块“心病”。从某种程度上看，陈立夫是蒋介石的“心理医生”，关键时候总能施展医术。
于是蒋介石让陈立夫联系张静江、张群、谭延闿等人来南昌，顺便截留了一些准备去武汉的国民党党中央的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准备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注意，只是临时的），非法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南昌。蒋介石为此可谓处心积虑，他还亲自跑到武汉游说：“革命时机尚不成熟，南昌更是适合作为党政府的首都！”
没想到蒋介石一个人的反对声实在太小，被迅速淹没在历史潮流中。蒋介石不信“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非要借机搅和搅和。而此时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俩在蒋介石身边解释：“校长，其实定都武汉是大势所趋啊……与南昌相比，武汉的革命气氛更浓，而且地理位置更加重要。至于经济，南昌更无可比性！所以我们要开辟新的地方……”
蒋介石：“开辟新的地方？你说去哪？”
陈立夫：“经济是革命的后盾，凡事离不开钱。其次是政治氛围，没有拥护党的氛围，也是瞎忙活！”
蒋介石：“那好吧，你抽空去上海看看吧！”
1927年的3月，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撤销中央军人部案》等，大大缩小了蒋介石的党政军权力。此时的蒋介石不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倒暴露了“反革命”的真面目。
后来蒋介石以“退席二届三中全会”为幌子打探自己的党内地位，没想到遭到各个党代表的痛斥。甚至连申诉、还口的能力都没有。一时间，蒋介石成了“人民公敌”，被众家讨伐。二届三中全会结束后，“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已经此起彼伏。蒋介石终于坐不住了，他重重地拍桌子，气得脸色发红。
迁都之争没有成功，但是陈立夫的赤诚忠心则完全打动了蒋介石。不管自己主子境遇如何，陈立夫一直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不过后来，蒋介石费尽心思取代了谭平山，当上组织部部长，而毛泽东、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则纷纷被剥夺了职务，如此一来，共产党已经被蒋介石完全排除掉了。而陈立夫和陈果夫也开始大张旗鼓地利用自己的身份，在各地区发展国民党右派，在发展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的同时，开始为另一个更加阴险的阴谋做准备。
5.九江、安庆事件
1927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大事件太多了。陈立夫在1927年又有怎样的表现呢？这一年，陈立夫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清党”！所谓“清党”，就是清除党内异派。迁都失败之后，蒋介石一直在谋求新的方式同汪精卫等人斗争。既然露出了狐狸尾巴，那就干脆摘掉面具，名正言顺当个反派。1927年的春天，惊蛰刚过，蒋介石终于开始自己的行动。当然这个清党，主要指的是“反蒋”派别，不仅仅是共产党，还有国民党左派和支持三民主义的民主人士等。正是因为清党，陈立夫错杀、滥杀无数革命党员，在自己的人生簿上留下极不光彩的一笔。
清党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残忍、血腥！采用武力残酷排斥异己，一时间中国的上空笼罩了一层白色阴影。清党开始的标志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是在谋划“四一二”之前，残酷的清党运动已经秘密开始了。
1927年的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了所谓的“政治会议”，与陈果夫、陈立夫以及温建刚等人预谋，达成了一致共识。其一，全面夺取各地政权。其二，加紧准备与武汉破裂的所有条件。正是这次会议的召开，南昌所在地江西省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力量几乎被瓦解，成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老巢。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其实蒋介石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清党的第一大目的就是抢夺各地军权，其次才是党政。对于清党运动，憎恨共产党的陈果夫、陈立夫早已经按捺不住了。他们不仅支持，而且是想尽办法支持。他们认为，想要彻底清扫干净，就要逐级、逐层一点一点清洗（类似洗衣服，去除污渍死角）。
与此同时，1927年的3月15日，蒋介石离开南昌，于次日一早抵达九江。到达九江后，陈立夫立刻与当地一黑恶势力“青洪帮”接上了头，为捣毁“左派党部”做准备。有钱能使鬼推磨……陈立夫搂着青洪帮头头的肩膀头子去了一家高档饭店，宴会上便行贿青洪帮。陈立夫说：“校长是北伐军的总司令，手里有钱也有权。以后打下江山，如果兄弟们支持他，他一定不会忘了你们！所以我要让兄弟们帮几个忙……”
陈立夫让这群爪牙干了些什么事情呢？第一，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左派是反革命分子，图谋不轨。其二，打上标语旗号：总司令万岁，打倒一切赤化分子！其三，为蒋介石的清洗壮胆。其四，作为先头部队，参与清党、夺取政权的行动。蒋介石听到陈立夫的汇报，感到十分满意。于是下指令：如有反抗者，杀无赦！
“九江事件”就这样慢慢拉开帷幕——在金钱刺激下，一群青洪帮分子、流氓、无赖（乌合之众）等等开始围攻国民党九江党部和总工会，打死打伤许多人，一下子将国民党九江党部和总工会捣个稀烂。利用这次九江事件，蒋介石顺利拿下了九江的政权，扫清了江西范围内的障碍，为继续北上做准备。但此次事件，陈立夫也背上了一个“自相残杀”的罪名。因为九江事件被打死、打伤的多数是国民党左派，陈立夫甚至犯了欺师灭祖之罪。可见陈立夫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利益，可谓“大义灭亲”，不择手段！
九江事件之后，也就是1927年的3月20日，蒋介石的先头部队北伐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杨虎、副处长姚爵吾等人乘坐永蜀号军舰来安庆打前站，随后蒋介石也抵达安庆，而陈立夫则寸步不离，与蒋介石形影相吊。蒋介石到达安庆后发现安庆没有欢迎的标语和口号，并且捡到一份传单，传单上写：许多反革命势力正在总司令部内酝酿，请总司令清除反党分子！于是蒋介石大发雷霆：“到底怎么搞的？安徽人是不是在搞革命？如此一盘散沙如何保住革命果实？”
1927年的3月20日晚，蒋介石终于得到消息，安徽政府里有支持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左派和大量的共产党。所以蒋介石又开始担心起来，便问陈立夫有什么想法。
陈立夫反倒问起安徽人杨虎：“杨兄，你到底有什么想法？”
杨虎考虑自己是安徽人，所以有些犹豫，便说：“现在很难分清哪些是共党，哪些是左派，很难下手清理。如果强行清理，岂不落下个不好的名声？”
陈立夫见杨虎吞吞吐吐，便亲自下决定：“什么分开不分开，只要是反对校长的，一律斩草除根！这事我说了算，你去准备准备吧！”
3月22日，蒋介石刚刚参加完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总政治部的命令就下来了，要求右派省总工会“停止职权，听候审查”！但该工会委员长舒沛澄拒不执行命令，率众会见蒋介石，要求明令保护他们。而此时恰逢左派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等人前来向蒋介石汇报代表大会的开幕情况，没想到早已无法淡定的舒沛澄（绰号舒老四，青帮分子，右派鲁班阁安徽总会的领导人物）在其他右派分子金维系等人的煽动下，命令他人围殴光明甫，光明甫被打得鼻青脸肿。闻讯赶来的郭沫若义正词严地说：“右派破坏了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反动……”没等郭沫若说完，蒋介石便拍了桌子：“简直是胡扯！我也是革命功臣，赶快把你的有色眼镜摘掉！”蒋介石发完火，便要求郭沫若尽快将左右两派合并。
到了晚上，蒋介石依旧十分气愤，对陈立夫说：“安徽人就是和稀泥，在这里搞革命真麻烦！”
陈立夫劝蒋介石息怒：“校长，如果你嫌麻烦，就把事情交给我，我来处理！”
蒋介石拍了拍陈立夫的肩膀说：“立夫，辛苦你了！”
陈立夫得到进一步授权，并交代杨虎：“需要钱的地方尽管说，只要把这个事搞好，你的前途大大的！”于是陈立夫向蒋介石请示，拨了一笔款子。为了鼓励青洪帮、流氓无赖们的积极性，采用了金钱悬赏政策。流氓们见有“杀人还能发大财”这等事，便兴奋起来。他们手持大棒，迅速组成了一百多人的敢死队。
“3·23”安庆事件在一场春雨中爆发了。右派省工会委员长舒沛澄及杨虎、刘文明等人带领着大批青洪帮流氓分子开始冲击安徽省国民党（右派）党部和（左派）省总工会。他们见人就砸，见文件就抢，符合“恐怖打杂事件”的一切标准。此次行动打伤共产党、国民党左派人士数十人，沿途也开始放起鞭炮庆祝。事件结束后，青帮流氓无赖们如愿领了红包，蒋介石的“反革命之心”暴露无遗，而陈立夫也在九江、安庆事件中不遗余力、出谋划策，成了蒋介石身边最厉害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