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拖家带口参加特务
过去有人讲过一个故事：一个起义领袖打下朝野，成了一个土皇帝。等到行赏封爵的时候，他竟然封自己的弟弟为翼王，封自己的妹妹为公主，封自己的娘亲为太后……册封了一圈下来，发现朝野里当官的全是自己人。但是他觉得非常好，“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此故事也非常适合徐恩曾。徐恩曾刚刚去党务调查科当科长的时候，就任人唯亲，将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甚至八竿子搭不着的关系都统统调了进来。这其中包括他的老婆、小姨子、哥哥、叔侄等，而且每一个进入中统的人，都有一定的职位。其中他的哥哥在党务调查科书记室干秘书，而第二任妻子王素卿和小姨子王素元分别在会计室和文书股担任职务。还有曾经是顾顺章贴身保镖的林金生，这个人竟然是徐恩曾的表弟；而顾顺章的学生林金萌则是徐恩曾的表妹。徐恩曾拖家带口，几乎把沾亲带故的人都拉进了臭名昭著的“特务大本营”，真是用心良苦啊。不过放眼整个党，亦是如此。陈果夫让学矿的陈立夫加入国民党阵营，而蒋介石也是让接受过正统“布尔什维克”教育的儿子蒋经国加入了国民党阵营。什么“夫妻店”、“兄弟行”、“父子档”、“家族村”等等五花八门。但仔细分析，“任人唯亲”确实有非常大的好处。
其一，容易管理。因为都是自家人，自家人大可不必说客套话，往往一句顶一万句。徐恩曾之所以让自己的亲人加入“特务”阵营，主要是为了控制和管理。徐恩曾搞的这个类似于“家族式管理”，既可以“集约”，又可以“粗放”，不但灵活有效，而且更有凝聚力。这样的“制式”，虽然不太好看（容易被人说闲话），但是对徐恩曾而言是再合适不过了。
其二，利益捆绑。如果没有一定的利益，想必这样的组合很难出现。但是徐恩曾有权有势，自然就会吸纳这些亲戚前来高攀。虽然是为了钱，但也是自己的亲戚。既然徐恩曾不相信外人，那他完全可以使用自己的家人。况且这些家人，有利可图，为什么不捆绑在一起呢？俗话说：一条绳上的蚂蚱，通常也心齐。既然大家都往一处使劲儿，那么得到的合力总比一个人强。
其三，稳定江山。历朝历代，皇上打下天下，便把自己的兄妹册封为王或者公主，而那些卖过命的大臣则往往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为什么？因为亲人毕竟是亲人，关键时候护着你！以林金生为例，得知顾顺章企图谋杀自己的表哥徐恩曾，便坐不住了，趁黑逃出顾宅向自己的表哥通风报信，说：顾顺章要对你下手！徐恩曾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既然是亲人，他们通常会维护你的“江山社稷”，而你也可高枕无忧。
不过徐恩曾可是一个虚伪的家伙，他并不承认自己“任人唯亲”，而是站出来解释：“特务这行，臭名昭著，本身就没有人愿意干！那些真正有权势的，都会做别的！”不过没有任何利益，还要提着脑袋当特务，想必也没有这么傻的！既然他的亲戚“组团”加入党务调查科，自然有一定的好处。虚伪的徐恩曾不承认也就罢了，但事实是明摆着的。特务界里，“史密斯夫妇”特别多，例如：大特务张彼得夫妇、叛徒王维理夫妇、叛徒郭乾辉夫妇以及陈玉堂夫妇等。这种关系有一定的好处，但也有一定的坏处。那些最后遭到“满门抄斩”的往往都是这种关系。只可惜一个人在有钱有势的时候，是不会过多考虑后果的。
其实盘点中国人的关系，大多离不开“任人唯亲”。一个社会学者曾说，按照关系学划分，通常也分为三类。这一点，想必国民党那些高官早已经谙熟。比如著名的CC系，这种“抱团”行为涵盖了兄弟、亲戚、老乡、同学等等……这种关系其实是一种裙带关系、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复合体。看似非常复杂，其实则非常简单。
首先说到政治关系，政治关系的连接点是政治利益。这个关系相对而言最为复杂，其中包括了阶级关系、党政关系、军政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等等，而政治关系的决定因素是个人的政治地位。以徐恩曾为例，徐恩曾担任党务调查科科长，这个官衔虽然不大，但是作用却很大，于是乎徐恩曾算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物。因为势而维系的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关系。而徐恩曾又依附于地位更高的二陈……但是这些人的政治目的是一样的，大而言是党国利益，小而言是个人利益。
其次是经济关系。徐恩曾的亲戚不远千里从浙江跑到南京，其实也是为了钱。加之徐恩曾是个吝啬鬼，信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道理，所以他千方百计把自己的亲戚搞到身边，弄出一个“特务集中营”来。
还有一种关系是裙带关系，这种关系是最常见的。裙带关系自古就有，在中国历史上越演越烈。徐恩曾的“家族式”特务营也被裙带关系所拖累。徐恩曾在中统职位上待了15年，他的二老婆王素卿借助他的关系疯狂敛财。徐恩曾自己也是如此，甚至在西南边陲走私鸦片、军火，大发国难财！正因如此，蒋介石多次点名批评他，但是他不但没引以为戒，反而越来越贪心，动作越来越大，遭到蒋介石冷遇也是必然的。直到1945年，忍无可忍的蒋介石终于让叶秀峰取代了他，这也是徐恩曾为“裙带”和“贪心”付出的代价。
4.扩编、改革特务阵营
徐恩曾其貌不扬，但学识一流，色胆包天，野心十足。说实话，工程师出身的他，有点瞧不起自己目前的位置，考虑到自己的前途，他想通过自己的表现来说服蒋介石，于是立功心切的徐恩曾想到了扩编。
一个人想要干大事，必须笼络一批能干的人。徐恩曾刚到调查科时，手底下只有那么十来个人，连打酱油的人手都不够。所以他打算扩编也是情理之中的，他提出由一个班扩编到一个排。于是他向陈立夫汇报：“现在调查科的工作范围越来越大，如此下去，手头上这几个人不够用了！”
“你什么意思？”陈立夫明知故问。
“加人！多一个人就多一双手、多一双眼、多一个大脑！现在党国情报工作日益繁重，没有人是万万不行的！抽空你给蒋委员长透露一下，看看他的意思？”徐恩曾鬼得很，头顶上有陈立夫，从来不做“越级”的事。
“好吧，我去问问看！你先写个申请报告吧。”
徐恩曾交了申请，没想到，批文很快就下来了，蒋介石同意调查科扩编一事。拿到批文，徐恩曾高兴得差点蹦起来。他接连请了好几桌，像办喜事那样热闹。随后，他从中央军校第六期的政治警察训练班抽调了20人，这20人都是他精挑细选出来的。
人手到位后，徐恩曾又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调查科内部增加了两个组。一个组叫文言组，一个组叫特务组。文言组，不是“文言文”的文言，而是负责收集、整理各地市杂志报纸刊载的信息，以了解共产党的行动。至于特务组，听名字就一目了然，就是负责特务行动的，主要职能就是收集、破译共产党的情报、密谋策划阴谋、组织暗杀破坏等行动。一时间，调查科竟然成了拥有五十多人的大科室。
为了进一步做好“特务”工作，徐恩曾深刻地体会到仅仅一个“中心”是不够了，况且狡兔三窟，一个特务组织如果能够拥有其他的联络点，就不至于被一窝端掉。于是他再次找到陈立夫，与陈立夫商量。
“立夫，我要向你反映一件事情。”
“什么事？”
徐恩曾想了想，说：“调查科是一个特务单位，所干之事都是‘见不得人’的。这种不见光的事情还是越隐秘越好啊！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设立一个秘密联络点，仅仅一个司令部是不够的，狡兔还有三窟呢！”
陈立夫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清党之后，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打击，革命活动已经秘密转移至地下。要侦破这些秘密的革命活动，就要秘密作战，既然是秘密作战，就要设立秘密情报点。只不过这话被徐恩曾说了出来。
陈立夫叹了口气道：“你说得很对啊，一群特务进进出出，太过扎眼了！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徐恩曾琢磨了一会儿，说：“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联络点。”
“行啊，你看着安排吧！”
取得了陈立夫的同意，第二天，徐恩曾便让自己的手下在南京中山东路5号紧邻中央饭店的地方，找了一个看上去不太起眼的二层小楼。这个地方就是后来的“正元实业社”！也是徐恩曾后来跟王素元说起的那个地方。
正元实业社表面是个商业机构（主要卖通讯器材，类似现在的手机店），其实是党务调查科的秘密情报点。与其丁家桥总部而言，正元实业社更像人体的手脚，而丁家桥总部则像人体的大脑。后来中统所有的秘密情报几乎都来自这个正元实业社，而最初这个地方的负责人，就是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钱壮飞。
为了加强特务之间的联络，徐恩曾发挥其“无线电”方面的天赋，购买引进了大量的电台、电报设备，建立起庞大的“电台网络”。他要求特务们熟练运用这些高科技产品，提高发送情报的质量和速度，增强其秘密性、安全性、可靠性。他时常亲自上阵，给特务们上课，还请一些专家向特务们亲身传授无线电发报技术。后来，他在正元实业社的旁边建立起党务调查科的总电台，并且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很多分电台。不过此时的徐恩曾也发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那就是开一家“通讯器材”经营店，于是他又经营了一家类似当下“苹果直营店”一样的通讯器材专营店。
人员多了，职能机构也扩充了，秘密情报点也有了，还需要什么呢？聪明绝顶的徐恩曾又想到了一个主意：强强联合。从某种程度上讲，“特务”是没有身份的人。这些人为了行动，通常隐姓埋名，时常变换身份，所以在执行调查、破坏、暗杀等行动时往往遭到宪兵或者警察的干扰。为了方便任务执行，他想到了“合作”。于是他开始思考：如果能够和宪兵队、警察局合作，特务工作将会执行得更加到位，而且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特务们的作用。于是徐恩曾又找到了陈立夫！
“调查科被你搞得有声有势嘛，今天怎么又来了？”陈立夫恭维了徐恩曾一句后，接着问道，“此次大驾光临，是不是遇到了阻碍？”
徐恩曾难为情地挠挠头皮：“部门、联络点都到位了，就是任务执行这一点……”
“你直说，不要拐弯抹角！”
徐恩曾依旧吞吞吐吐：“搞特务行动就是要隐秘进行！看看大街小巷，全都是警察局、宪兵队的人！我们的人又不好表明身份，执行任务遭阻碍怎么办？况且共党转至了地下，没有警察局和宪兵队的配合，我们也不好动手啊！”
“这个事情我考虑过，但涉及的部门比较多，要向委员长通报才行！”
“那有劳你……”徐恩曾露出献媚的笑容。
陈立夫站起来拍了拍徐恩曾的肩膀：“你怎么突然变得客气了？只要是对党国有利的意见，你就尽管提。要放开手脚，大胆去做，出了事我给你顶着！”陈立夫的这句话让徐恩曾心情大悦。
几天后，好消息传来，陈果夫的保镖陈独真出任南京警察厅督察长。如此一来，徐恩曾和警察局的关系就顺畅了。徐恩曾又吩咐自己的手下：“一定要跟警察搞好关系，没有他们，你们的工作就难以开展！”于是随后中统特务们在警察的协助下，公开、放肆、大胆地进行特务活动，假借查户口、调查之名进行疯狂的抓人、暗杀和破坏活动。
后来，徐恩曾又在陈立夫的疏通下，认识了“宪兵之父”谷正伦。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两个人能够走到一起，完全是因为利益。
谷正伦绰号“谷屠夫”，贵州人，这人非常不简单，“宁汉合流”的时候，他曾经将宪兵营扩编为宪兵团，后来又亲自担任四十军师长，被称为“宪兵之父”。此人手段毒辣，杀人无数，因此绰号“谷屠夫”。自从与徐恩曾结识之后，宪兵队与中统就开始狼狈为奸，谷正伦作为宪兵司令，专门成立“特高组”，帮助中统特务进行了一系列的杀人、破坏行动。
正因为利益关系，谷正伦和徐恩曾成了臭味相投的酒肉朋友。1930年秋，徐恩曾竟然成了宪兵司令部的顾问，而大特务顾建中（字锡朋，1930年进入中统，是中统著名刽子手之一）也成了宪兵司令部调查科特务组组长。随着双方利益越来越紧密，调查科抓来的嫌犯甚至可以直接投进宪兵队的监狱中。后来，出于对调查科的“好意”，宪兵队竟然还单独拨款，又为调查科单独修建了监狱，而徐恩曾和顾建中还可以从宪兵司令部领取每月80块钱的工资。党务调查科和宪兵司令部的密切合作，使得特务活动更加畅通无阻了。
上任不久的徐恩曾，对党务调查科经过一番扩编、改革，党务调查科彻底变样，这就是后来“特工总部”的雏形。而徐恩曾一手开办的“正元实业社”，似乎从某种形式上脱离了国民党党部，从而变得更加神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