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友松轻轻地挪动了一下身子，微微睁了睁眼睛，见李宗仁闭目静躺着，她以为丈夫已经熟睡。尽管这两天，她在与李宗仁的密切接触中，发现这位饱经沧桑的男子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苍老，他皮肤弹性很好，视力、听力也不差，脸上没有老人斑，走起路来，步履也还相当稳健，但毕竟是75岁的人了。“人生七十古来稀”的俗话，于今人虽不甚贴切，但岁月像一把秤，对谁都一样公平。
新婚，对一个女性，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27岁的胡友松，过去，不，甚至一个月以前，她压根儿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国民党前代总统的妻子。李宗仁从海外归国，她从报纸上知道；去年国庆，李宗仁上了天安门，站的位置距毛主席很近。那是何等的殊荣！她以为，伟人与凡人之间，总会有很大的距离，有一堵墙，有一条河。没想到，今天，她竟与一个能享受殊荣的人同床而寐，而且并不觉得与他之间于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性上有多大的鸿沟。她觉得李宗仁很随和，很平易，像一位厚道的长兄，也像一把为她遮风挡雨的大伞。
胡友松从来没有住过铺着地毯的房间，没睡过那么舒适的席梦思。房间真宽敞，与她婚前居住的景山西街小胡同里的陋室相比，简直是天堂，可是她无法入眠，不单因为环境的差异，更主要的是她在爱情婚姻的路上已经走出峡谷，闯过风波，走到了一片洒满阳光的绿茵草地上。她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超脱感、轻松感。她甚至认为自己从现在起，才重新开始做人！
胡友松1959年20岁时毕业于北京第三护士学校。这是由卫生部主管的一所很正规的中等专业学校．三年半学制，先用两年时间学完高中基础课程，再用一年半学习技术专业课和进行实习。胡友松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结核病医院工作。她自幼失去父母，并无娇生惯养的童年生活，也许是天性，长大以后，她显得颇有几分娇气。她工作在结核病医院的手术室里，常常一场操作下来，彻夜不能入眠。她怕结核病，怕见血，而她的工作，偏偏就是与结核病人，与带血的手术刀打交道。她常常暗地里伤心，惶惑地独自流泪。有时，甚至一见到血，便四肢无力，血压猛升，晕倒下去。但是，那年月，工作便是革命，人怎么能不革命呢？她诚惶诚恐，无可奈何地坚持着。
一天，科主任把她叫到办公室里。
“胡友松，算你走运。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叫《革命家庭》的片子，导演四处找一个长得像于蓝的人，结果在北京市中学毕业生的档案资料中看到你的照片，认为你比较适合。你从此可以出名了，运气，运气！喏，这是电影制片厂送来的剧本，你先看看，尽快答复他们。”
“演电影？”胡友松对这突如其来的“运气”，还没反应过来，科主任便把剧本塞进她手里。“让我先考虑考虑吧！”
“幸运之神”没有降临到胡友松头上，她接过剧本，甚至还来不及详读，病魔便把她缠住了——她患了急性阑尾炎，必须马上手术治疗。照说，阑尾切除手术是很简单的，但胡友松的命运却偏偏多舛——手术不成功，引起肠黏连，一连住院三个月。当演员，自然是十分惬意的事，谁等得了你这个只凭照片相中而毫不了解你的艺术水平的胡护士呢？角色被别人演了，胡友松却不遗憾，她似乎对这桩幸运的美事并不十分感兴趣。
出院后，她身体很虚弱，思想也变得脆弱起来。医院考虑到她的情况，不让她再进手术室，而在门诊部接待室做些杂事。她常常心绪不宁，心情不佳，那张白暂的鹅蛋脸每每呈现“多云转阴”；那双溜圆乌亮的大眼睛也常常呆滞无光。她思索着，揣摸着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她似乎觉得，如果老待在医院里，恐怕要短十年阳寿。
医院对她很好，大概是考虑到工作比较辛苦，见习期满转正时，便给她调了工资，于是她的工资比同届同学要高一级。世界上的事真乃祸福相因，正因为如此，她被一帮同学孤立，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她，深感人际关系的复杂。她本来是个活泼开朗的人，上下班时常听她哼着小曲，像只快活的小燕子，在医院的林荫小道上飞过。如今的她，与前时判若两人，那脸色，像是她欠着别人，也像是别人欠着她一笔永远也还不清的债。
她夜里去跳舞，想用八小时以外的欢乐来冲销八小时以内的不悦和苦恼。当然，由于爹妈给了她一副好模样，在舞场上，她倒是春风得意。她想广泛结交人，准备为自己“跳槽”找到有用的拐杖。
她还如饥似渴地看香港电影，读言情小说，学人家的待人接物，品人家的儿女情长。她开始接触男性，但还没有考虑爱情婚姻。她要做一个自在的怪人。
1963年，结核病医院来了一位戴着右派帽子的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那年头，戴着右派帽子的人，如同南非的黑人和印度的贱民一般，是被入另册的。在结核病医院里，这个年轻而有才华的右派，被许多人看得比结核病菌还可怕。“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造就了人际之间的反常状态，歧视、诬蔑、诋毁、迫害，一切过激的行为，不道德的行为，都被看成是“革命觉悟”。这位医科大学的毕业生，自然受到孤立和极不公正的待遇。
不能说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胡友松跟那位右派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但她和他，却同病相怜——他们同样被孤立、遭冷漠。胡友松同情那位右派，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动跟那位右派交谈，给他送粮票。
一天，胡友松在医院的林荫小道上遇上了医院那位可敬可爱的书记：“小胡，听说你近来与那个右派来往密切，要注意啊！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交朋友，要选思想好的。”
“书记，我完全懂得您的好意，我并没有太近他，不过是为了‘救死扶伤’吧！”话语回答得很幽默。领导当然不满意：你个胡友松，给你亮亮黄牌你不听，说不定哪一天有给你亮红牌的时候！
流言像风，不胫而走：“胡友松看中了那个右派，真没立场。”“胡友松一表人才，居然去爱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人，真傻！”
胡友松受了委屈，受了冤枉。她哪里顶得住？她只有哭，想用眼泪去洗清这不白之冤！
这样的环境对于一个未婚的女子来说，的确是很难工作下去的。人，最怕别人不理解，怕别人误会，更怕受到孤立，受到压迫。胡友松只有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事有凑巧。胡友松上护校时的一个同班同学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因家住结核病医院附近，为了免却上下班的奔波，愿意跟她对调。胡友松喜出望外，即刻向院领导递了报告。可是，她高兴得太早，院领导不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没有更多的理由，也不必要说明更多的理由。
胡友松磨嘴皮，央求，左说右说，好说歹说。领导见她越急，越是冷静安稳。这体现了领导者高明的领导艺术。
好在照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语：“事怕有心人。”胡友松为了离开结核病医院，进入另一个环境，她不厌其烦，终于使厌其烦的领导无可奈何地开了绿灯。1964年，她终于调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那是全国第一流的骨科医院，其间荟萃着许多高才医生。
胡友松兴许是看多了言情小说，受了“郎才女貌”传统审美意识的蛊惑，她一调到积水潭医院，便坠入情网。男子是一个27岁的主治大夫，姓王，聪明英俊，极具魅力。他与胡友松，可谓一见钟情。这时，胡友松已经25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乃人之常情。干柴遇上烈火，其势不可遏。
他们爱得太深，爱得太痴，爱得几乎忘掉了周围的一切。双双去看电影、跳舞，平时彼此形同影子，只要有几个小时不见，彼此都会像失了魂魄似的忐忑不安。那天，胡友松下正常班到宿舍里睡午觉了，王大夫因为手术拖延了下班时间，从手术室出来没见到胡友松，急得连那双血糊糊的手套都忘了脱下来，径直往胡友松的宿舍里跑，一冲进门便旁若无人地吻她，以至于使这个四人间的集体宿舍里的其他三位女性大有意见。
事情被告到领导那里，领导开始也没把这事看得太严重，谁没有过这狂热的时候！何况事情发生在一个27岁的未婚男子和一个25岁的未婚女子身上。但是，事情并不因为领导的一时通融而成功。彩虹，是太阳和雨的女儿，但太阳和雨，也孕育着台风。
“看家具去吧！”那天，王大夫挽着胡护士的手，大有水到渠成，风雨无阻之势。家具店里，男主角慷慨激昂，挑这选那；女主角却只顾频频点头称是，待到盘算费用时，女主角更是变得默默无语。
“你工作这么多年了，难道没点积蓄？”他有些怀疑。
“……”她有些难为情，但她依旧默默无语。她对他隐瞒了自己的家世。她自尊心太强，太爱面子，不愿在别人，甚至不愿在他面前，亮出那凄惨的底牌。
他心里有些不快，由是而产生了许多猜测。
没有缝的鸡蛋最完美，有了缝的鸡蛋留不久。胡友松和那位王大夫看家具引起的不快，事后渐渐反映出来。那些本就不希望他们成功，平时看见他们就眼胀的人，悄悄地告诉王大夫：“她曾经和一个右派谈过恋爱！”“她过去常出入舞厅，不知交过多少男人！”还有人不知从哪得来的“档案材料”，说胡友松是国民党大官僚女儿，是资产阶级娇小姐。
王大夫自我感觉太好，他受不了这种带奚落味的告诫，更受不了这种带政治味的压力，一气之下，和胡友松分了手。
从结核病医院到积水潭医院，胡友松像一个被压在水底而突然冲破压迫上浮的皮球，由孤独、失意、痛苦，到幸福的热恋，她觉得空气太清新，阳光太美好。年轻的姑娘与自己钟情的男子在一起憧憬未来的世界，无异于两朵纵情飘荡的云，在无摭拦的天空下，恣意纵横，尽其美好。从情绪上说，这无疑是胡友松有生以来最惬意、最美好的日子，美好到连她自己都感到有些茫然，美好到遭人嫉妒。
这样的日子，胡友松只享受了不到八个月。爱情和事业，在概念上是风马牛不及的两码事，在胡友松身上，似乎不可分割。她和王大夫感情的破裂，致使她无法再在积水潭医院工作下去。政治声誉上——“一个和右派分子相好过的女人”，像一块巨石，压得她眼冒金星；生活上，与热恋者感情的中断，使她睹物伤情，难于自已。正当她在痛苦中挣扎时，一纸决定，把她调到京郊通县的农村医疗队。那时候大概还没有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但农村确实缺医少药，农村需要医务人员。
她承诺了，承诺得并不勉强！不承诺也要承诺的。这地方，她必须得离开，命运的安排，谁也无法抗拒。
她走的时候，适逢元旦。医院里照例要开个联欢会，各科室之间，拉些节目，让劳累了一整年的医生护士们快乐快乐。胡友松是被调去“支农”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过惯了城市生活的人，一谈起农村，便如同谈虎，害怕极了。那几个和胡友松一并被“派遣”的人，个个都满腹心事，一脸愁容。唯有胡友松神情似有一种解脱的轻松。当节目拉到他们科时，她自告奋勇走上台去。她要亮一手——给大家朗诵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几段朗诵词。到积水潭医院八个月来，她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她是北京市业余朗诵队的队员。她曾经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朱琳门下学习过两年朗诵。
结果，她大获成功。她把《东方红》的几段台词串在一起来朗诵，流畅自然，声情并茂，台下便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也许是胡友松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这么多掌声。然而，这掌声却勾起她心中的酸甜苦辣，这么好的医院，得离开它；那么好的人，也分了手……
是不是从小就受过苦，因而并不怕农村的原因，胡友松也说不准，但她确实不怕，她觉得世界这么大，哪儿都有天。她真格的打算到通县去过日子，积水潭这环境，她不能再待下去了。她到派出所去迁户口，连户籍警都大吃一惊：“你真的要到那安家落户？傻瓜，谁还不把去农村的事当做走走过场？”
通县离北京市不过几十公里，人情却大不一样。农民太质朴，太诚实。她在那里给农民治病，也得到农民的温暖、体贴、关照。她觉得通县这块天地，风很和，地很净，阳光很明艳。也许又是命运在作怪，她的这种舒心惬意的日子，只过了两个多月。
1965年，是一个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最听话的年份。人们有一种奇怪的预感，中国这块土地上很可能会有一场人为的大地震。这种预感，使人们在惶惑之中，失去一部分思维。又是一纸调令，一个电话，胡友松只得卷起包袱返回北京。她被安排到复兴医院，干她的老行当。她对于这次突然调动，莫名其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