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原本首在学校。今日本师泰西教养，培育人才，居然国势振兴，我国胡不可亟力行之？一语为之曰：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不废贴括，则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当时封疆大吏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认为日本奇迹般的兴盛，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夏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日本的崛起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榜样，当时朝野上下几乎一致认为应该效法日本，维新变革，奋发图强。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此时，出洋求学的必要性成为了全国上下的共识，而至于出洋去哪个国家求学，则又几乎一致以日本为宜。这是因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成效卓著；而日本在吸收了西欧近代思想之后又进行了过滤和创造性转化，西方各种学科在日本已经灿然完备；当然更重要的是到日本留学有着地理上的便利条件。张之洞在《劝学篇·游学》中说得甚为详明："致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事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康有为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法考序》中也赞成此说，"其守旧之政俗与我同，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其成书，比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
学习日本，最切实的办法莫如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在失败中终于觉醒过来的清政府，这时候对于留学再也不是泛泛地提倡，而是借鉴各国经验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实实在在地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首先，清廷许诺，不论官费生和自费生，只要学成回国，经考试合格，一律赏赐进士出身或举人出身头衔，提高学成归国者的身份和荣誉。例如《清稗类钞》中就说"科举时代之进士、举人，略如欧美日本之学位。宣统乙酉，学部奏酌拟考试毕业游学生章程，中有分等给奖一条，列最优等者奖给进士，列优等、中等者奖给举人。各冠以某学科字样，习文科者称文科进士、文科举人，他科仿此。"在现实中不乏典型事例的证明，1911年9月，章鸿钊和丁文江参加京师学部举行的留学生考试，两人皆以最优等成绩获得"格致科进士"学衔。其次，清政府大力鼓励自费留学。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就经费来源划分，有国家官费生、各省官费生和自费生三种。官费生由政府筹措经费，在当时连年割地赔款的历史语境下，因为国库空虚，经济紧张，所以名额不多，而在当时语境下国家对人才的需求量却很大，所以政府大力鼓励自费留学。
自费生假如本人发奋努力，能够考入国家急需的学科和专业，还可以乌鸦变凤凰，华丽转身为公费生。第三，废除科举，鼓励留学。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只要科举考试存在，人们的精力和兴奋点就集中在对进士、举人学衔的拼搏上，对于新式学校和出国留学等新生事物就不感兴趣，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科举制度是新式教育发展的障碍例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自己1898年前往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的时候，人们的观念仍是认为"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洋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所以鲁迅称自己"仿佛是走异路，逃异地"。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但是由于不适应历史发展和社会形势的需要，在西潮冲击下，终于寿终正寝了。这一划时代性的政策变化，直接改变了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追求目标和价值观念，断绝了他们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道路，使他们不得不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现实。这样，政府倡导和鼓励的出国留学，就有可能进入他们考虑的范围，甚至成为他们人生的现实选择。
因为政府相关鼓励政策的出台、社会舆论导向的支持以及现实生活的需要，出洋留学在20世纪初的中国终于形成了一股热潮除了人数众多之外，甚至出现了举家留学、全族留学的情形。在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中说："予家留东之男女学生四人，皆独立完全之自费生。"在记述离别东京时，又说道："此行也，留两子，一妇，一女婿，三外孙于东京，远别之时，能不黯然？然两子，一妇，一婿分隶四校留学，次第学有所进。"。留学人员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也随着留学热潮的兴起而水涨船高，"中国某些人对西学的诋毁......在日本战胜中国以后的十年中，这种态度让位于重现出洋留学，其重视程度使留学不但对一个人在官场的晋升有好处，而且成了晋升的关键性条件"。秋瑾在给她大哥的信中也说道："今日世界谋事，非知洋务不可；若能出洋留学数年，谋事较易。
"可见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出洋留学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身份资本"，能够给知识分子带来切身的利益和光明的前景。在清末，把洋学生与进士、举人同等看待；而在民国之后，出洋留学生在教育界的待遇往往要高于国内同等学历者。在助教和讲师职称阶段，国内学历尚能担任，但在副教授、教授等高级职称，国外的留学背景则成为了分量极重的筹码例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中就有相应的要求 。该条例将大学教员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四个等级，"以上四种名称惟大学之教员得用之"，并且规定："助教之资格为：国内外大学毕业，得有学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或于国学上有研究者。讲师之资格为：国内外大学毕业，得有硕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或助教完满一年以上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或于国学上有贡献者。副教授之资格为：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得有博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讲师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或于国学上有特殊贡献者。教授之资格为：副教授完满两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
在当时浩浩荡荡的留学大潮中，中国人主要是留学日本。不仅人数众多，所学的专业也很广泛，并且还频繁开展了各种社会活动。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方面，中国留日学生都超过了留学其他国家的留学生。1896年，中国学生开始留学日本，尽管最初的留日学生才13人，但以后人数呈逐年大幅度递增的趋势。唐才常描述当时年轻学子浡然向新的风气时说："甚至腹地各省，有触禁网，甘党名，违父兄师保，而毅然出洋就学者。
"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这再次给中国人以极大的震撼；也就在这一年，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中国士子断绝了科举晋升之路，所以此后的"1906年是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共达一万三四千或二万名之谱"，形成了一个高峰期。1907年留日学生也达到了万人以上。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仍然有5934人负笈东洋。据日本研究中国留学史的专家实藤惠秀统计，自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止，42年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总计达5万余人。应当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中国留日学生这一庞大的群体在世界留学史上的规模都是空前的，尽管其中鱼龙混杂，许多人上的是速成班，在整体上影响了留日学生的水准和声誉，但是前后相续几十年的留日浪潮，毕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极为宝贵的人才，造就了一支庞大的新式知识分子队伍，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第四节自塑留学生形象
"世俗于游学生辄呼为留学生，笔之于纸亦然。盖留学二字，为日本之名词，输入最早，流传已久，口耳间固习之矣。""留学生"一词的使用最早始于日本人。唐朝时候，日本政府不断派遣使臣来中国学习文化典籍和礼仪制度，由于使臣是外交使节，不便在中国长时间滞留，为了保证能够充分地汲取中国的先进文化，日本政府从第二次派遣"遣唐使"开始，也同时派遣了"留学生"与"还学生"。所谓"还学生"指的是必须随遣唐史一起回国的学生；而"留学生"则是在遣唐使回国后仍然留在中国继续学习的学生。"留学生"一词就这样被沿用了下来。
在晚清，西风压倒东风，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和蹂躏，对外敌入侵的抵抗屡战屡败，中国人在痛苦中不断反省和思考，最后醒悟到必须调整自己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必须在新的国际秩序中重新为自己定位，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中国人开始负笈海外求学。首先是到美国（1872年），其次到欧洲（1877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受到巨大刺激，1896年清廷又派学生留学日本，从此中国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留学生群体。
正是因为现实中先行具有这一群体，通过文学形式对这一群体进行刻画和反映，于是便诞生了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当然，最便于刻画人物形象的文体要数小说。一般说来，情节、环境和人物形象是小说不可或缺的三要素。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因为他们是首先觉到了在'欧风美雨'中的飘摇的，然而总还不脱古之英雄和才子气"。
留学生形象作为"新的智识者"的一个分支，他们不但充分感受到了当时民族国家大厦"在欧风美雨中的飘摇"，而且为了挽大厦于将倾，还远渡重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一个新兴群体。作为较早走出去直接面对外面世界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异域生存和求学的遭遇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可能受到相对友好的对待，有的则可能备受冷酷的歧视，但是无论怎样，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作为中国人生活在异国他乡，置身于中外文化冲突的最前沿。文化风习的不同，现代化的压迫，国际地位的悬殊，形成一张牢不可破的网络，对他们构成了巨大的压抑。在传统文明和域外文明的碰撞中，他们都经历了一个思想观念的裂变过程，这一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由传统到现代的嬗变过程。
在"他者"目光的注视下，留学生大都重新经历了一次拉康所谓的人生"镜像阶段"，在域外之镜中确立了自我身份意识以及民族国家观念。现代心理分析学派认为主体意识是在自我与他者关系中形成的，而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也很注重主体间性，正如丹尼·卡瓦拉罗所说："在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哲学传统中，他者是主体建构自我形象的要素。他者是赋予主体以意义的个人或团体，其目的在于帮助或强迫主体选择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并确定其位置在何处。""我们对于我们的自我感觉取决于我们作为另一个人所凝视的目标的存在。"利用文学的形式传达中国留学生在域外的感受和体验，揭示出他们在域外的生活行状、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既具有异国情调色彩，又不无社会学和历史学上的意义。对留学生群体进行形象研究，既可以看出这一群体自身的形象特征及其嬗变演化的轨迹，还可以折射出隐藏在形象书写的背后作家的个人感情、文化观念和民族立场等意识形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留学生形象的研究就显得不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