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间１９世纪５０—８０年代。
关键事件卖“猪仔”。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将中国变为他们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使得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和农业逐渐破产。不断激增的鸦片输入，造成白银大量外流，物价飞涨，同时为了支付各种赔款，清政府也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加以灾荒连年，这一切都使人民陷入失业、饥饿、死亡的困境。走投无路的人们只好揭竿而起，太平军、捻军等相继起义，局势因此变得更加动荡，苦难的人们正在寻找着任何可能的生机。
在国际上，随着非洲本土的开发、废奴运动的兴起及世界舆论对奴隶贸易罪恶的不断批评，到１９世纪初，奴隶制度基本上被废除了，而美洲那些长期使用黑奴劳动的种植园，普遍出现了劳动力危机。１９世纪中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相继发现金矿，随之而来开始了大规模的兴建铁路、开垦农田、采伐森林等，使得国际上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清朝历来是禁止国人出洋的，清律规定，凡有私自出洋者一律问斩。即便有人偷偷成功出了洋也被斥为“弃民”，从此只能客死他乡，不得再回国。这样的规定对急需中国劳工的西方是极为不利的。虽然西方殖民者转运华工出洋很早就开始了，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人、洋行、海盗拐卖华工出洋更是肆无忌惮，被打怕了的清政府也慑于列强的淫威，只能默许。但是这毕竟是非法的，也远远满足不了西方世界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关于华工出国合法化一直是列强的一个目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并成立了占领委员会进行殖民统治，强迫当时的广东地方政府承认：如果华民自愿出国，则政府不加阻止，并成立了招工工所具体负责招工事宜。
第一批合法劳工于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１０日开始招收。广州华工出洋的合法化使殖民者期望着这一制度推广到全中国。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强迫腐朽的清政府再一次签订城下之盟——《北京条约》，其中关于华工问题的规定与广东地方政府上述规定大同小异，即华人自愿出洋，政府不得干涉。对华工出洋有一个非常恐怖的说法，叫卖“猪仔”。当时，若某国雇主有劳动力要求，就委托在华的洋行作为代理的经纪人负责招工。这些洋行较大的有德记洋行、合记洋行、怡和洋行等，主要为英商所开。洋行再雇佣一批苦力掮客或称为拐子的中国人，由他们直接负责招收苦力。于是在金钱的刺激下，这些拐子就开始四处活动，他们拿着洋行的宣传单，向人吹嘘出洋的种种好处，假惺惺地为一些生活无着落的人提供食宿，或者诱惑人去赌博趁机讹诈，或者诱惑去喝酒然后下蒙汗药，或者干脆明目张胆地直接绑架。
这些通过各种途径弄来的苦力即为“猪仔”，他们被层层转手，最后卖到雇主手中。这些“猪仔”先存放在“猪仔”馆里等待着出洋。进入了“猪仔”馆就如同进入了监狱，里面肮脏不堪，一间几平方米的房子里关上十几个“猪仔”，外面是全副武装的看守们把守。这些“猪仔”必须遵守馆规，特别是当被问起出洋原因时，必须回答是因为穷，自愿出洋谋生，如果说是被人强迫，就会遭到毒打，所以“猪仔”馆里终日哀号不绝，因不愿承认“自愿”出洋而被打死者不知有多少。
最终迫使苦力们在卖身契上按下手印。“猪仔”们被押上船后，为了防止其逃跑或反抗，船上都有荷枪实弹的水手巡逻，稍有不顺就是一顿毒打。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各船都进行改装，如将原舱内两排通铺改为４排，以便塞进更多的人货，据当时一家美国报纸报道：“每只船所载都超过法定载客数的几倍甚至十倍。”船舱内长期缺乏日光、空气窒息、饮水食物稀少而恶劣，因此船上疾病丛生，再加上鞭笞、毒打及种种虐待，所以华工在途中死于疾病或者不堪忍受而自杀者，比例奇高。
据统计，１８４７—１８５７年从香港出发的华工中，途中平均死亡率为３０．４４％。把这种惨绝人寰的罪恶航运称为“浮动地狱”，真是一点都不过分。到达目的地后，这些华工就被视同货物，整船整船地售与雇主，或在市场上公开拍卖。他们被剥光了衣服，像牛马一样让人挑来挑去。挑中的华工被送往工地，从事极为繁重甚至危险的工作。
他们每天工作１２小时或更长时间，每周必须工作７天，还可能随时遭到监工的鞭打。非人的待遇和繁重的劳动使华工自缢、投水的事司空见惯。据估计，出国的华工应在３００万以上，而其中１／３失去了生命，另外还有３０万受伤残疾。所以说，一部华工的历史就是一部血泪史。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对于这种罪恶贸易一直感到非常矛盾。
刚刚废除黑奴贸易的英国却又参与到另一种更为恶毒的黄奴贸易中，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特别是当华工的悲惨命运不断被披露后，在世界的强大舆论压力和英国国内善良民众的不断呼吁下，英国和港英政府不得不作出一系列的姿态，先后出台了《中国乘客法》《禁止苦力船从香港出口法案》等法律，以改变出国华工的非人待遇。
如规定中国劳工的住宿空间不得少于１２立方英尺，必须配有足够的粮食、医疗等设施，出港前必须经移民官员的检查等。但是港英当局又担心这些措施实行后，这一赚钱的生意会被澳门或者其他地方得到。当时香港首席法官司马里指出，因为苦力贸易固有的残暴，任何改良的尝试都会失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完全禁止这门“可耻的行业”，港督麦当奴的答复是：断绝香港向外供应移民劳工，不仅对于想要出洋的中国人不公平，对于需要这种劳动力的英国殖民地也是不公平的，而且当别处正在使用种种不当办法进行移民的时候，香港却要禁止，这也是不合理的。
当道义和利益需要权衡时，麦当奴总督当然不傻，还是利益更重要。由于香港经济的发展，贩“猪仔”在税收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特别是国际劳动力市场对华工的需求量已大大减少，因此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后，苦力贸易的高潮逐渐平息了。
横贯美国东西的太平洋铁路，参加修筑的华工有四五万人，而这其中就有一万多人长眠于铁轨之下。说太平洋铁路是用华工的白骨铺就的，一点也不夸张。１９６４年内华达州宣布每年的１０月１４日为“向华人先驱致敬日”，并立下纪念碑：“华人先驱，功彰绩伟；开矿筑路，青史名垂。”华工的贡献当然应该铭记，但他们的苦难更不应该忘却。
一位去过古巴，亲眼见过华工的传教士这样写道：“萦绕于我的脑海，至死都忘不了的，最令人难受的事是苦力们的神色。在我看来，似乎人类的不幸遭遇不可能沉沦得更深了。可怜的中国人，他们的命运比奴隶坏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