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爆发，历史的天平开始朝共产党倾斜。至今，它仍为共产党人隆重纪念，也是国民党人心中无法抹平的伤痛。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逼出来的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发动的。
酿成西安事变的原因，周恩来早在1946年纪念西安事变10周年时就指出：在东北沦丧、华北危亡之秋，全民奋起，挽危救亡，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种潮流"已无可阻止"，可是"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
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除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3个师留在华北外，移驻西北的有14个师，奉命从事"剿共"。东北家乡的沦陷，使东北军官兵们感到极大痛苦。他们强烈地要求打回老家去，解救家乡的父老兄弟，不愿流落在关内打内战。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当时访问东北军后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对于逼迫他们打自己的同胞的命令，日益不满，而打回老家的决心也日益加强，至少也得为自己所信仰的主义战斗到死。一个40多岁的团长对他说："当我们全体都希望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打红军呢？"这种情绪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也产生重大影响。
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脑，当时担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他是个有着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早年就同一些共产党员相识。在他的左右，也有不少秘密的共产党员。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先后派出不少人做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周恩来还秘密前去，同张学良会谈。双方在团结抗日上达成了共识。
张学良本来有恩于蒋介石，蒋在铲除异己、统一中国过程中，得到过张的鼎力相助。九一八事变后，政见上的分歧和对立，导致昔日这对情同手足的挚友渐行渐远，甚至反目成仇。
对外敌入侵，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从蒋10月下旬到西北，至西安事变爆发近两个月时间里，张无数次劝蒋停止剿共内战、共同抗日，均遭到蒋的拒绝和痛斥。
蒋介石在调集重兵准备大举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时，又在12月4日到陕西，逼迫张、杨率领全部军队北上"剿共"。蒋的重要将领蒋鼎文、卫立煌、陈诚、朱绍良、陈继承、万耀煌等已被召至西安，准备取张、杨而代之。南京政府的战斗轰炸机一队队飞抵西安机场。已是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气氛。7日，张学良再次去见蒋介石哭谏，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紧张场面一直持续了3小时之久。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现在就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张学良当晚回到西安，把杨虎城找了去，一见面就说：失败了！他们两人见"善说"不成，于是就密谋"硬干"。
12月10日，蒋在西安又严词批驳了张的抗日主张，拒绝了张率部赴绥远抗日的请求。陈果夫在12月20日的日记中还写道："蒋先生之主张：（一）战必胜日（引者注：意思是指只有'必胜日'时才可战）；（二）但糊里糊涂迭却国命，非所愿为；（三）国策不能任意变更。"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杨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赶往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住处，扣押了蒋介石；十七路军控制了西安。张、杨并在当天向全国通电提出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中央处置蒋介石的方针有一个演变过程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中共从一开始就主张的，它并不希望因为西安事变造成全国内战。在这一点上中共中央内部没有什么争议。有争议的是，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内部对此是有争议的。因此，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颇费思考、周折，最后审时度势，确定了处置蒋介石的正确政策。其过程大体如下：
1936年12月12日清晨，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发来的急电。中共中央熟知张学良、杨虎城坚决主张抗战，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但对张、杨采取如此激烈的举措，则是毫无思想准备。因此，中共中央既十分震惊，又百般高兴。当天清晨，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等，立即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事变的方针政策。毛泽东随即起草了致张学良（当时中共中央致张学良的电报称张为李宜或李毅）的"万万火急"电报，其中说：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
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讨论应对西安事变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博古、林伯渠、林彪等13人。毛泽东首先发言并在会上作了结论。会议正确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复杂的国内形势，一致主张要积极支持张、杨的义举，大力援助；但在如何处置蒋介石和对待南京当局的问题上，则有两种对立的意见。
以张闻天、周恩来为代表，认为张学良此举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笔者注），但我们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分化与孤立，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形式，应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以抗日为最高旗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认为在此关键时刻，要"慎重考虑"，千万不可"急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事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有人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有人则提出，我们既要抗日，又要反蒋，但不正面反蒋，也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这次会议在如何对待南京与处置蒋的问题上，未达成一致意见，甚至可以说，要严惩蒋介石的主张一时还占了上风。
一直到16日，从各种报道和文电往来来看，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内部在处置蒋介石、对待南京问题上，两种对立意见依然存在，惩蒋的声浪依然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