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这世界最高处的冰天雪地里，你才会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友谊，什么叫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中午时分，海峡两岸珠峰突击队的六名勇士成功登上珠峰之顶；傍晚，欢腾的大本营又一下子跌入冰谷：山上通过报话机传下话来--登顶者之一的王勇峰自顶峰下撤后失踪。
午后13时40分，登顶的六位勇士开始下撤。他们商议好当天下撤到5号营地，在那儿会合。四位藏族队员走在最前面，随后是台湾队员吴锦雄，王勇峰压后。四名藏族队员因5号营地食品不足而安全撤到4号营地，连平时速度最慢的吴锦雄也已到达5号营地。天已黑尽，这时大家才发现王勇峰没下来，不见了。
大本营里的我拿着报话机的手直抖。我呆呆地久久盯着队长曾曙生和秘书长于良璞，渴望从这两个“老登山”的神态里读出“王勇峰绝不会出事”来。
但是我失望了，老曾倚着帐篷用两拳紧夹太阳穴，老于低着头拼命在抽烟。谁都明白，在海拔8000多米高的珠峰山顶失踪意味着什么，峭壁的凶险、缺氧、摄氏零下40多度的奇寒……不敢往下想了。
望着老曾，我想起他说的一句话——“登山最不能忍受的是，下撤时少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大本营一夜未眠。
老曾的两眼里充满了血丝，顿时苍老了许多。他眼中含着泪，但又极力克制着。
李淳容也在为王勇峰祈祷。
北京，中国登山协会也不停来电，关心着王勇峰的消息。
所有的台湾山友，都在为王勇峰焦急。吴锦雄脱险后哭着向大本营喊道：“王勇峰在哪里？王勇峰不见了……”登顶时，王勇峰的报话机丢失。他和这个世界失去了联系。
大本营分析会有三种可能：一是他下撤时走错了路；二是在攀下天险“第二台阶”的绝壁时出了事；三是他当夜在8680米的突击营地宿营了。假如是前两种可能，那他就完了，必死无疑。珠峰曾有20多位登顶成功者在这个高度遇难。而最后一种又不具备可能性，他的体力还好，不会只撤到突击营地，因这个营地冷，缺氧最严重，冻伤的危险性也大。但是，这是他命悬一线中唯一的希望，而这只有等到明天才能验证。
珠峰，痛苦和焦急煎熬了我们一夜。王勇峰，你在哪里？
我只能一会儿闭上眼，一会儿又睁开，望着头顶被风吹得一鼓一鼓的帐篷，望着外面漆黑的雪夜，不敢再去想。但王勇峰，我这个最亲密的伙伴总在我眼前出现，甚至一闭上眼似乎就听到了他那熟悉的笑声……我想起了他说的意大利登山家梅斯耐尔。
我想起了时刻盼望他平安归来的他的妻子和女儿。
我想起了突击顶峰前的昨夜，他女儿的录音和他听到后抽泣的声音。
我的泪水涌了出来。
勇峰，我的好兄弟，你能脱险吗？如今你在哪里？
第二天天一放亮，我和老于便通过60倍的望远镜死死盯着顶峰下7号营地的那座帐篷。
8点、9点……我们明白，到10点钟里边如果还不出来人，那就……已近10点了，我们的眼睛似乎要盯出血来。
这时，身旁的队长老曾看了看表，无力地瘫倒在了一块石头上。这个时间还没出来，希望已不大了……10时，仍没有动静。
10时10分……突然，一个黄色的豆粒大小的影子移出了帐篷，清清楚楚地在冰雪中出现、移动。老于看了一会儿，不敢相信，又让我再好好看看。
我也不敢相信，但这是真的，千真万确，清清楚楚。
“王勇峰出现了！找着了！”我跳起来只呼喊出了这一句，就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仰望珠峰，放声痛哭。
大本营一片惊喜和欢腾！终于找到王勇峰了！
台湾的山友、突击前从台湾赶来的《自立晚报》记者杜文靖先生向我走过来，紧搂住我的肩，说：“性情中人，性情中人啊！别哭了，找到了，别哭了！”说着，他也掉下了眼泪。
我想起的是五岁的小王灏，我答应过这孩子，登完山和她爸爸一起领她去公园玩。假如找不到王勇峰了，孩子问我：“大大，我爸爸呢？”我该怎样对孩子回答？
老曾马上部署，让4号营地的队员马欣祥上去接应。
王勇峰果然是九死一生。他是怎样从死神那儿逃出来的？
下山后，他对我说：
5月5日凌晨，我们六名突顶队员从睡袋里拔出脚，等待着冲击珠穆朗玛的时刻。这是8680米的7号营地。开尊起来化雪，每人喝了一小杯水，吃了几口糌粑。用雪化水太慢，近9点，我们才出发。
近十年的登山生涯了，我一直盼望着这个机会。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不信神，但我希望老天爷保佑，给我们一个好天，登顶的成功与否，与天气关系太大了，尤其在珠峰。天刚一发白，我就扒开帐篷往外看了看，不错。夜里奇冷，总有摄氏零下30多度，一冷，天就好。出发时，开尊和普布走在最前边，然后是小齐米和加措。我跟在台湾队员吴锦雄后面。
这高度真是地地道道的生命禁区，走出没有20分钟，就感到憋气难受。我把氧气调大一些。吴锦雄正坐在那儿边喘气边吸氧，我向他摇摇手，示意他别着急。这时，“第二台阶”已离我们不远了。但是，向上攀了没几步，我突然发现右眼一片模糊，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心不由一沉，完了，目测不准，怎么向上攀登？要是迈错了一步，就会出事。那么，我的登顶之愿无法完成，生命也将受到威胁。怎么办？我一咬牙，马上做出了决定：不能告诉任何人，大本营要是知道了，肯定会逼我下撤，就是剩下一只眼睛，我也决不放弃登顶机会！一个登山队员，一生中这样的机会，能有几次？危险，只能靠自己去闯，我相信能战胜它。
攀登速度明显慢了许多，体力消耗太大。老天真保佑，13时17分40秒，我终于登上了顶峰！激动使我忘记了失明和疲劳，待吴锦雄最后一个攀上顶峰时，我们拥抱在一起。吴锦雄激动地喊了一声就哭起来，我们拍拍他，亮出了海峡两岸联合登山队的队旗。加措看我把吸空的氧气瓶扔下，知道我没有氧气了，便把他的一瓶氧气给了我。他和几个藏族队员没有吸氧，是无氧登上顶峰的！我很感谢他，心想这真是救了我，靠着这瓶氧气，按我们商定好的当天下撤到7790米的5号营地，是不成问题的。但谁又能想到呢，顶峰太冷，高空风太大，这瓶氧气我还没放稳，就一骨碌滚到山下去了。我懊恨极了，但也没有办法。这个高度，意外太多了。
我没有想到，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
13时40分，我们开始下撤。没了氧气，再加上右眼失明，我越来越感到行动艰难。对于我，氧气在这时就是生命。眼见五位战友下撤得越来越远，我明白自己顶多能撤到7号突击营地。终于，来到了“第二台阶”，这里陡得足有90度，目测不准，我更是小心翼翼。挂上下降器后，我一再提醒自己，慢一些，别慌，一定要沉着冷静。但是，下到金属梯的下半截时，右脚突然踩空，我一头栽了下去，成了个“倒栽葱”。幸亏左脚此时挂在绳子上，否则必死无疑！尽管被倒吊在那里，我的心里仍“咯噔”一下，感到这下完了，非吊在这里冻死不可！因为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在海拔低的地方也无力翻起身，更别说是在海拔8700米的高处了。我只能在绝望中“垂死挣扎”了。我用尽全身的力气蹬甩，右脚踏着岩壁乱踢，奇迹真的出现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翻起身的，上身终于朝上了。我全身紧张得连冷汗都出来了。下了“第二台阶”，我感到连下到7号营地的力气都几乎没有了。
我明白，从眼睛到体力，都是因为缺氧造成的，有了氧气，机体的血液循环加快，一切才能恢复正常。我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7号营地，我相信那里会有氧气，真有，就有生的希望。于是我咬着牙一步步摸着挪到了7号营地，上天保佑：一是营地的帐篷门没拴，如果拴死了，我的手指尖已冻坏，就解不开了；二是里面的三个氧气瓶里都有氧气，一个压力120，两个压力50。这已足够我吸的了，我得救了！一坐下安上调节器吸上氧，我才感到有点儿后怕--昨天已把报话机丢失，今天等于一个人下撤。在“第二台阶”真挂死在那里，或途中滑坠滚下山，其他人连我怎么死的都不会知道。
吸完氧，才感到肚子有些饿，我把随身带的防风火柴划了一整盒，也没有划着火。连口水也喝不成了。喝不成就喝不成，反正有氧气救命了！
第二天，下午4点多，我终于撤到了7790米的5号营地。营地里也有氧气，我进去吸氧，隐隐听到有人喊我。过了一会儿，帐篷门急速打开，是我在4号营地的战友，更是校友和好友马欣祥。我很奇怪，便直愣愣地问他：“马哥（马哥是小马的外号），你上来干什么？”他扑过来一把抱住我，呜呜痛哭起来……这时我才明白，小马是来接应我的，山下、大本营所有的战友，都在为我的安全担心。
只有在这世界最高处的冰天雪地里，你才会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友谊，什么叫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用他们的话说，我失踪了28小时。28小时，连北京的登协主席王富洲都彻夜未眠。
黄德雄在7600米的爱尔兰营地接到了吴锦雄。吴锦雄在5号营地也度过了一个孤独的珠峰之夜。至此，山上的所有队友，都脱离了险情。
永远也忘不了登顶的代价。
突击队长加措突顶前夜已开始胃出血，连喝一口水都往外吐，但是，他不让战友告诉大本营。他是咬着牙顶着胃一步一步挪到顶峰的。王勇峰突顶这天一出发，就发现右眼失明了，一步迈不好就将滑下悬崖。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几乎是摸上顶峰的。小齐米为了我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还背着很重的火炬，结果两耳和双脚冻伤。实力最强的开尊和普布走在最前面，在最后的天险“第二台阶”为战友开路架绳。开尊攀在几乎90度的岩壁上架绳，不得不只戴一副薄手套，那是摄氏零下40多度的严寒，结果两只手指尖全部冻伤。他在接近顶峰时，在陡峭的岩壁上滑坠了十几米，脚下不远处就是2000多米高差的冰谷！
5月7日傍晚，第一批登顶队员归来。我随老曾来到峡谷口迎接这四位藏族勇士。个子高大的加措胃痛得已迈不开步；开尊两只手指尖因冻伤已发黑；小齐米两耳冻得已肿胀大一倍；普布的脸、鼻子也轻微冻伤。在峡谷，我们紧紧拥抱，加措把头贴在我的胸前，闭着眼。加措、小齐米、开尊下山后马上住院治疗。望着他们伤成这样，我不禁泪如雨下……5月10日，我又随队长老曾一起上山去接王勇峰。
在冰山的一侧，见到他满嘴满脸裂开了黑黑的皮，露着红肉和血丝。他正一瘸一拐地被战友小马扶着往山下艰难地移动（一只脚严重冻伤）。我冲上去，和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4号营地的马欣祥和黄德雄，通过报话机，已经知道了王勇峰失踪28小时后才出现的险情。他们即刻出发，向上攀登前去救援。两人在7400米处，接到了下撤的吴锦雄。此时的吴锦雄一见到了队友，近似神经失常了，突然胡喊乱叫起来，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这是典型的高山缺氧和体力透支所致。他喊出的话里有：“王勇峰在哪里？王勇峰在哪里？……”听得小马心惊胆战的。
安排好黄德雄保护着吴锦雄下撤之后，小马一个人向5号营地艰难地攀登。
终于，下午3点多，他看到7790米的5号营地的帐篷了。
帐篷的一边，已经被积雪压得坍塌了。
这是很可怕的信号！他边攀边大声喊道：“勇峰！勇峰！……”他盼望听到回答，哪怕只有一声。
没有回答。此时的王勇峰，听觉也快要失去了。
小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如果里面没有人……他不敢想了。
走近帐篷了，他冲进去一看，在！王勇峰脸上嘴上都是伤，正歪在地上吸氧。
马上，小马向大本营报告了这个好消息。老曾悬着的心顿时放下，立刻告诉小马：大本营已经和爱尔兰队协商好了，距离5号营地下方近200米处，是爱尔兰队的帐篷，里面给养和氧气都已经送到，只是队员还没上来，海峡两岸队的任何人，都可以无偿使用。
小马搀扶着王勇峰，下撤到海拔7600米处的爱尔兰营地，在这里过夜。
一夜的缓解后，王勇峰的右眼看见东西了，但冻伤的右脚，热辣辣地疼痛起来。
次日下撤，因为山上的路太窄，小马在前，只能将两根雪杖伸到后边，让王勇峰紧紧抓住，半背半拖地带着王勇峰下山。而王勇峰只能拖着伤脚，在冰雪和碎石中一蹭一蹭地蹭下山来……此时，老曾拉着王勇峰的一只手，看到他的脸伤成这样，再看他一瘸一拐的脚，眼圈马上红了。老曾用力把头向后扭去，不愿意被王勇峰看见。
许久，他转过脸，盯着王勇峰，就这么盯着，不说话。
小马紧紧搀扶着王勇峰，他们的样子像雕塑，两个人成了一个人。
老曾对小马说：“小马，谢谢！我要感谢你啊！”我的泪水涌出眼眶。
王勇峰拍拍我的肩，对老曾说：“谢谢，谢谢……‘老工人’，你的兵回来了！对不起，让大家为我担心啦……”他这么说着，还是和平时一样大大咧咧地笑，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嘴和脸几乎全烂了，凝着黑褐色的血。更严重的是他的脚。他还在和我们开玩笑：“哥们儿也要好好谢谢第三女神，真给面子，她保佑我活着回来啦……”我从来没有见过王勇峰的眼泪。
但回到帐篷后，我看到了--他躺在睡袋里，脸和嘴上的伤涂上药后肿了，已经睁不开眼了。那只伤脚被包扎后直挺挺地伸到睡袋外（下山住院后，最终因冻伤坏死被截去两根脚趾）。吴锦雄拉着王勇峰的一只手大哭！他想起了王勇峰在冲顶和下撤的时候都是走在最后面，一直保护着他。
王勇峰闭着眼还在微笑，不住地在劝他：“锦雄，坚强点儿！”一会儿，他突然坐起来，闭着眼伸出手对我说：“张老师，快把那段录音给我……”这段录音，便是他在登顶前夜，老曾给他放的，他女儿小灏灏的录音。
我打开，递给他。
五岁的小灏灏稚气可爱的声音出现了：“爸爸你好，我想你了，你想我吗？我和妈妈盼你早日回来。妈妈说，祝你登山成功……”他捧着录音机，泪水夺眶而出，流过脸颊和嘴上血肉模糊的伤口。他低下头，头紧紧顶着录音机，泪水便又顺着鼻尖滴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