斧头,可以说是先人们最早最伟大的发明。《诗?齐风?南山》:“析薪如之何,非斧不克。”翻译成白话,意思是说,怎样劈开柴火呢?非斧头不可。
在木匠的祖师爷鲁班诞生之前,斧头就问世好多好多年了。早在新石器时代,石斧就是重要的砍伐工具,安上木把,外形与现代的铁斧没啥区别。四五千年之前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就出土了许多石斧。木匠们至今还在使用锯、钻、刨子、铲子、曲尺、墨斗等等,据说都是鲁班发明的,唯独斧头不是。但鲁班却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善于使用斧头的木匠,“班门弄斧”,不就是嘲笑那些自以为能、在鲁班面前耍斧头的无知之徒的吗?
人类比较健忘,所以才由结绳记事逐渐进化到文字记事;人类比较健忘,总把斧头与木匠工具扯在一起。其实,人们忘了,斧头也是一种重要武器。砍树砍动物的斧头,也可以砍人啊。十八般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镋、棍、槊、棒、拐、流星锤,斧头家族独占了两位:斧、钺—— 一种长把的大斧头。“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是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名句,干戚的“干”,是指盾牌;而“戚”,就是指斧钺。
如果把中国历史看成一部战争史的话,那么,历朝历代都不乏使斧高手:《说唐全传》中,猛将程咬金手使宣花斧;《杨家将演义》中,大将孟良手使大钺斧;《水浒传》中,急先锋索超手使金蘸斧,黑旋风李逵手使一对板斧。特别是李逵的“三板斧”,更是家喻户晓。在《水浒传》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中,李逵前往江州劫法场时,正好梁山也出动大批人马前来营救宋江。施耐庵用生花妙笔写道:“只见那人丛里那个黑大汉,抡两把板斧,一味地砍将来……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
现在已无从考证,王亚樵是否是从程咬金、李逵的身上获得启发。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选择斧头作为工人维权武器时,是动了不少脑筋的。上海滩的警力充分,光是上海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麾下的警察,就有6000多名,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公共租界(即英、美租界)、法租界里,还有大批英籍骑警、印度巡捕(保安,俗称“红头阿三”)、安南(即越南)巡捕、华籍巡捕等,日夜巡逻,荷枪实弹,稍有嫌疑,就会被抓进监狱。手枪,昂贵,私藏犯罪,发现了就会被收监;刀、剑,都是凶器,不好携带。而斧头,地球人都知道,是木匠工具。物美价廉,携带便利,随时都可以改换用途,劳动工具摇身一变,成为“斧头帮”的进攻武器。
1921年春天,王亚樵将“安徽劳工总会”更名为“安徽旅沪同乡会”,进一步扩大队伍,严密组织,加强纪律。“安徽旅沪同乡会”的会址位于上海牯岭路132号。设评议员30多人。通过投票,柏文蔚、常恒芳、许世英、李国凤、汪幼农、关芸农、王亚樵等当选。王亚樵得票最高,2365票。大家都希望他当会长,他嘿嘿一笑,连连摆手,说:“论年龄、资历、财力,我都担不起这副重任。我不要权,不图利,就愿意给大家跑腿。”经过推举,柏文蔚担任会长,会务由他的外甥王竹如负责,而具体事项,却由王亚樵出面办理。
同年年底,王亚樵与同在上海搞工运的李立三、马超俊、谌小岑等打得火热,并与马超俊、谌小岑共同组织上海劳工总会,分设沪东、沪西两个办事处。一直遭受资本家和青洪帮欺负的工人们欢声雀跃,踊跃加入,不到三个月时间,会员发展到10万多人。后来,马超俊 南下广州,被广州市长孙科任命为广州市府特别助理;谌小岑 去天津发展,上海劳工总会的重任就由王亚樵独自承担。遇到欺负工人的资本家、地痞,道理讲不通的,他就派人去用斧头一一砍杀,干净利落,难以破案。他的外甥郭家权坦言:“亚樵秉性豪爽,襟怀坦率,敢作敢为,颇具侠义之风。上海下层社会五花八门,有政治亡命之徒,有鸡鸣狗盗之流,有落魄志士,有帮会头目,有失职军人,有江湖豪客。亚樵不分贵贱,广交朋友。因他讲义气,拔刀相助,患难与共,因此相随者日多,不久即形成一股社会势力。由于亚樵能见义勇为,不失信用,有一诺千金之实,至于讲打讲杀,敢于拼命,故多不敢惹他。”
斧头维权虽不合法,却很有震慑作用,一时间,“斧头帮”名扬上海滩,社会各界都以认识王亚樵为荣。街头上、饭馆里,经常看见两个人捋袖子吵架,这个说:“王亚樵是我老表,你敢把我怎么样?”另一个也不甘落后,右手紧攥,伸出大拇指,举在半空摇晃几下,说:“九爷是我师傅,你跟我过意不去,真是瞎眼、找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