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恢复高考２２年来有多少人走进大学门有过精确的统计，但谁也没有统计过每年数十万、几百万的考生中有多少人是通过非法手段走进大学这所圣殿，当然也就更没人关注那些本该获得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却被种种腐败和丑恶现象剥夺了的人又有多少。一年一度的高考，是中国人必须经历的“年度战争”，在千万考生和几倍于这个数的家长们竭尽全力，跨过“独木桥”的时候，也有人用出卖良心、出卖党性甚至出卖肉体所连结的黑色人造梯子越过了“独木桥”。有位采访对象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女儿也在去年参加了高考，巧的是他和他女儿两人都不同程度地被这种“黑色人造梯子”从独木桥上掀翻过。当年他在插队时虽然已是党员先进分子，公社革委会也将他作为知青的代表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但后来到了县上他就被刷了下来。半年后听说是一位副县长的女儿取代了他。“当时我真想自杀，真的。农村的生活实在太艰苦了，我不隐瞒自己在插队初期拼命表现积极是有些投机行为。”这位如今已在国家机关任“局座”的老兄不无坦诚道，“那时哪个知青不想离开农村回城？可路只有两条：一是顶替父母回城，二是争取被推荐上大学。现在觉得工农兵大学生不吃香了，但那时谁能进大学都是做梦的事。那时我有过被走后门挤下独木桥的痛楚感受，可万没想到的是当我女儿考大学时，这种丑陋的社会腐败行为仍然非常猖獗，而且比以往的单个人塞纸条、走走后门要严重得多。有些地区的招生部门和学校联起手来做，相互从中得到好处，而且结成了一般情况下根本无法捣碎的‘舞弊长城’和铁索链。”他说他女儿去年第一志愿考的省某重点大学，以其高考分数完全进入了该校提档的前十几位，然而却没有录取她。后来知道这个学校突然把“计划”指标从这个市“调拨”到了另一个市十几个名额，全因为某市与该校有一笔为数不薄的“私下交易”--你每年都给我些招生指标，我就多给你“捐献”些资金。最后倒霉就倒霉在像这位老兄的女儿身上。很少有人注意高考中的这些“黑洞”。一些高校为什么年年在起劲地向教育部门要“自主”政策？说透了，其中就有大大的“黑洞”存在。问题是，你还不好说，因为这是学校的“权利”。可是百姓心里也有杆秤：你的这种权利背后就是严重的腐败，或者让人看起来是“合理合法”的腐败。不治治这种腐败同样天理不容！
由于“大官父亲笨儿子”现象总是存在，于是该操心者总是层出不穷。当然现在有权人比过去那些“递个条子”、“走个后门”的老一辈腐败者更会利用权力。你这儿不是不录取吗？那好，我到他那儿--他那儿的录取分数线比你这儿低三五十分哩！说不定还能进“重点”。于是一到高考前的三四个月，那些省与省交界之处的各派出所工作十分繁忙--都在忙着为邻近的某某市长、某某局长的公子、闺女办迁户口手续！这样的“通力合作”两方有利：一边解决了难题，一边“引进”了人才且还有很丰厚的额外财政收入。
老百姓没有门道也没有多少钱，所以他们的子女只好“落榜”。于是他们大呼：这样的“交易”算不算腐败？如果算腐败，那就也该天理不容！
大官做大事，搞大腐败。小官也有小官的办法，可别小看啊！
这几年小官干了不少让人们大开眼界的大腐败之事。比如１９９９年初，《中国青年报》两次披露的山西两所大学查出了几十个假大学生，这样的事在十几年前闻所未闻，现在竟什么事都冒出来了。
第一起查出的是山西医大的郑彩云、杜海峰、赵建康、李霖君和梁泽民5位假大学生。据报道，山西省招生办考试中心的情况通报这样披露：
郑彩云，原朔州市朔城区一中１９９８年应届毕业生，本人１９９８年７月在一中报名参加高考，考分４７０分。在高考报名接近尾声时，其父郑某持郑彩云的户口和其他有关证明及替考生照片到该城区二中，以郑彩云的名字报名。二中具体办理报名工作的谢万红在未核对的情况下，按二中高中应届生接受其报名，并给办理了高中学生档案，替考者成绩５６７分。就这样，真郑彩云以“假郑彩云”的考分被山西医大录取。
杜海峰，１９９８年在朔州市平鲁区李林中学报名参加考试，本人考分４５０分。其父杜应(平鲁区教委党委书记)为保证其子能上大学，便通过李林中学建档教师赵建华提供的档案，又持杜海平(杜海峰的别名)户籍证明、毕业生证书在区招办报了名。由于具体办事人孟山森把关不严，没有核对考生照片是否同户籍等有关证件相符，使得内蒙古籍替考生顺利参加了高考，成绩５３５分，被山西医大录取。
另外三位假大学行生赵建康、李霖君、梁泽民的造假情况基本相同，不同的是赵建康由其因病在家休学的哥哥赵建峰代替考试，哥俩替换更容易蒙混过关。
有位山西的朋友说，素有几千年黄河文化熏陶下的晋国人，考试舞弊的“水平”之高是全国罕见的。其实，就全国范围而言，类似山西的舞弊现象不在少数，且有这样一个特征：越是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地区，这种冒名顶替造假现象越严重。
《中国青年报》披露上面这则丑闻的第二天，该报又披露了江西一起更大的高考冒名顶替事件。江西某国防科技工业学校的４个班中一下查出２２个假学生。如一个叫“蒋礼虎”的９６届４４班学生，该生还是此班班长。他对记者的采访连隐瞒都不隐瞒，他说他真名叫周起文，是波阳县人，１９９６年参加全省统考后差几分，于是家里人就给了“教育办”的干部２０００元钱，于是他周起文成了现在的“蒋礼虎”来到了这个学校。假蒋礼虎说他根本不认识真蒋礼虎，但他现在在学校的档案里都是真蒋礼虎的，连上面的照片都没有换。该校目前已经查出的２０个假学生的情况基本与“蒋礼虎”一样，都是出钱或者有权者从中变花样让他们上了学。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么不高明的造假活动，如果录取学校稍稍把工作做细一点，是绝对可以避免的，但这个学校没有那样做。原因虽不明，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某些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学校个别决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这些丑恶现象得以滋生的原因所在。
高考中的舞弊造假之风，如今就像我们经济生活中经常遇到的这种情况：上面大喊反腐败，可下面腐败之风非但丝毫没有收敛，反而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顶风作案者层出不穷，这可能是中国当今社会的一大特色。１９９９年“国考”刚刚结束，震惊全国的一南一北的两大舞弊案即刻“浮出水面”：一是黑龙江望奎县二中高考１６份雷同卷牵出２２个涉案人，主管副县长、教委主任、副主任、二中校长及考场教师，全套人马一起上阵作假舞弊，实属奇迹！南边的广东中考中发生考题泄密大案，几个校长为追求升学率，相互勾结，私通一气，造成２６０００多名考生卷入“国考”大案。这回广东清远市的中考大舞弊，使曾几度疯狂的该省某些地区高考顶替冒假的“小魁首们”颇有些小巫见大巫的感觉，着实暗里欢欣了一番。
为了查阅“中国当代高考舞弊之怪现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录制室，又重新看了一遍１９９７年10月２３日的《焦点访谈》。在这个以“偷梁换柱，法理难容”为题的节目里，披露了湖北省通城县原招生办副主任熊云鹤在任期间，利用修改考分考号、冒名顶替等卑劣手段，将其亲朋好友的子女送进学校，共作案１２起之多，涉及被冒名顶替的考生１５名，其案件非常典型。熊云鹤利用职权，使一些本来拥有上大学机会的学子造成终身遗恨。他的行为，大有叫人对他千刀万剐方解恨之感。因为正是他的卑劣做法，使得那些本来可以满怀希冀的青年男女，因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而走上一条完全相反的人生之路。当看到那位因人为造成“落榜”的女孩子不得不年少嫁人的凄凉情景，凡有些血性的人都会愤怒诅咒熊云鹤这个喝考生之血的无耻之徒。
据教育部门与检察部门介绍，像湖北通城的熊云鹤这样借招生办负责人职务之便，在中考、高考中“做手脚”的人，几乎每年都有，就像经济领域那些顶风犯罪的腐败分子一样，他们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思想，严重玷污和搅浑了中国神圣的中考、高考殿堂，能让老百姓不愤怒吗？
六问天：穷人还能上大学？
本来这部分内容并不打算写，因为我的那部《落泪是金》已经把有关贫苦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大学的事写得够让人落泪的了。但是就在我准备放弃这部分内容时，一日，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勾起了我落泪的记忆：一位叫杨修平的湖北籍孩子因为家穷，1999年高考后被湖北师范学院录取，但由于他在原中学上学时欠下不少钱，中学就把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给扣了，一直扣到电视新闻播出的12月2日还在校方手里。现在的社会存在穷人与富人的客观事实不容掩饰。富人为了上大学愁的不是钱，愁的是孩子不争气考不出好成绩。穷人的家长除了富人愁的孩子考不出好成绩外，更有一愁的是没有钱上大学。
我原本以为写完《落泪是金》后，我可以放下对贫困大学生的关注了，可想不到的是自作品发表之后的一年多来，我就从来没有停止一件本来跟我毫无关系却始终让我不得安宁的事--当一个穷人看到有人出来帮助他们后，成千上万的穷人都向我走来--《落泪是金》发表于1998年10月下旬，从那时起，找过我的贫困生不下数百名，经我手给牵线搭桥解决困难的学生有３００余人次。我知道团中央、全国学联济困助学办公室获得的社会资助达几千人次，仅北大、清华、中国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首都十几所高校获得的社会资助即多达几百万元……作为一名作家，我以为自己的一部作品能引发那么多社会资助并引起全国各界都来关注贫困大学生的热潮，就已经足够了。可是不行，实际情况远远出乎我的想象和意料。还是一句话：中国的穷人太多，怎么就越来越多地从各个地方冒出来了？
先是北京的某某大学来电话，是学生会的。一位小女孩有一天突然跑到我的单位，她自我介绍是团委派她来让我去做一场《落泪是金》专题报告。“我们学校不少人看了您写的作品，都哭了。真遗憾，如果何老师您当初也到我们学校采访一下，我们不就可以获得很多社会赞助吗？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国林业大学不都获得了几十万元的资助？他们比起我们学校来算什么？我们的贫困生远远超过他们的比例……”
从这个女孩子口中我才了解到我写《落泪是金》时没有采写到的这所学校，其实比我自认为或者在教育部、团中央那儿挂上名的农大、林大、民大等“贫困学校”还要贫困呢！这个女孩子的学校是所专业很偏的大学，在北京这样著名学府云集的地方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女孩子声明最好别在文章中说出她的学校的名字和专业来，我当场答应了，因为贫困学校和贫困生都不太愿意公开自己的“隐私”，他们有几怕：怕别人知道后学校以后招生难上加难，生源不足对学校来说意味着穷上加穷，或者可能出现关门的境地--某省有一所大学就是这样，他们总共只有两千多名学生，结果由于贫困生太多，学校背不起几百万元的沉重负债，当地政府和教委年年被这所学校的叫苦搞怕了，说干脆你们别办了。那学校的校长刚把这一不成文的信息向教职员工透了一丝风，学校立马有近百名教授副教授和其他老师集体跑到政府那儿去请愿，说谁要关我们的学校，我们就上谁家去吃饭。哪个政府不怕学校闹事？于是这个省的负责同志把“散布谣言”的人狠狠批了一通，并立下规矩：要是谁再说那个学校穷谁就下岗。团中央让我写《落泪是金》和因受作品的宣传而获得过二十多个人赞助的书中主人公之一的某学生不是也还跟我打了近一年的官司吗？而且一直到今年3月，这场官司才得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公正判决。
这个女孩子讲到她学校和她的同学时就开始哭了起来：何老师你不知道，我们学校是个不被人看得起的专业学校，就是因为它的专业现在根本不被看好，用我们当时参加高考时老师说的话叫“冷门专业”，就是现在社会上根本用不着或者随着以后的科技发展，这样的专业就完全被淘汰了。如今是科技和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但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一些已经落后的专业学校不仅没有淘汰，反而一直保留并继续培养一些毕业出来也找不到工作的学生。可就是这样的专业学校，它的存在却起着另一种作用：满足了一部分在高考“独木桥“上成绩不理想又想圆大学梦的人。这女孩子说她自己就是其中之一。“是社会把我推到了一所我根本没有多少兴趣来念的大学。”女孩子说，我到这样的大学好在我家里供得起，等以后有机会再努力一下考其它大学的研究生。但我的大部分同学是因为高考成绩不高且家里又穷，所以报考了这些“冷门”专业大学。“冷门”的大学容易进，但进来后又出现了另一种叫人看后“浑身发抖的冷”--就说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吧，她是广西的，家里只有母亲和一姐一弟，她说她不是属于超生，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像城里那么严格，允许一定范围的宽松，一个农村家庭里如果没有几个壮劳力，不仅种地会碰到困难，在日常生活中还会常常受到别人的欺负。这个同学考上大学后，母亲希望女儿能走出山村，日后有个前程，但因为穷，只能在女儿上北京念大学时从米缸里取出一筐鸡蛋，说娃你对老师说我们家里不是不想交学费，实在是拿不出能换钱的东西。城里人不是爱吃鸡蛋吗？你给老师送去，求求他们让你进学校读书。这位女同学还真实在，把母亲的话放在了心上，千里迢迢，把一筐鸡蛋背到了学校，报到那天她在交学费时真的拿出那一筐鸡蛋，当时有5名学生处的老师在现场办理报名手续，她就每人送5个鸡蛋，然后再向每位老师鞠5个躬，嘴里一边念叨着请求学校收她上大学。那一幕让当时的老师们全都揪心流泪，几位老师一商量，说这孩子一定要收下。后来他们把情况报到校长那儿，校长一听就急了，说好啊，你们做好人把不交学费的孩子都收了上来，我这当校长的怎么办？我日后拿什么给你们发工资搞待遇？又怎么给学生把应该有的课上好，准备应该有的教学设施？下不为例，不交齐学费的不能同意入学，有困难等开学后经过调查清楚后再决定给谁免给谁不免学费的事。校长发了一通脾气，其实他的“下不为例”已经说了好几次了，老师们知道，他校长本人就是个“菩萨”，要不我们学校那么多不交学费的同学怎么都进了校门？
上不起大学这种现象本来已经消亡了许多年，怎么又死灰复燃起来了？我弄不明白。于是不得不重新再做一回“贫困大学生”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