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英国的著名历史学家Ｈ·Ｇ·威尔斯曾这样告诫过我们这个世界：“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教育与灾难之间的比赛。”我们都知道英国是个素有传统绝对化的经验主义的国家。而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能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国度向全世界发出如此告诫，足以让我们听后升起振聋发聩之感。
灾难是什么？灾难就像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人们在睡梦中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时，二十几万人就已经命归西天；灾难就是像１９９９年发生在烟台的“大舜”号船被一阵狂澜掀至海底，二百几十号人顷刻间死于非命。
灾难是什么？灾难就像希特勒发动的二次世界大战，几千万人不得不把阳光与爱情抛之脑后，去投身战争与死亡；灾难就是像“文革”那场浩劫，无数善良的人被推到了审判台并且处以死刑……
灾难有自然的与人为的两种。20世纪后，人类面临的灾难越来越多。
威尔斯把教育同灾难联在一起，并宣称它们之间在进行残酷的比赛，听起来有些耸人听闻，可是当我们回首看看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那一套教育方式与方法时，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真的在教育问题上正不断地制造着与天灾人祸一样可恶的无数越来越严重的灾难！
可以置那些青春生命于死地的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受灾者便是我们的高三学生。
曾经，很喜欢在中午的阳光下，坐在学校的草坪上与学友海阔天宽地神聊，高兴了，就去荡一荡操场角落的秋千。而现在，我早已习惯在曾是快乐闲逸的时光里，与同学们互相考着数不清的公式、定理和单词，而那秋千的影子，也不知何时在我心里生了锈，因为我是高三生。
曾经，常常在抽屉里藏一本厚厚的小说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翻看，也常常在晴朗的黄昏，邀伙伴去打乒乓球。而现在，我的案头和书架上，五花八门的参考书堆积如山，而我可怜的球拍早已尸骨无存，因为我是高三生。
曾经，每每迫不及待地回复远方一个飞鸿，也热衷于为了博取“寿星”的一笑，在朋友生日之际跑遍一间间精品店，去挑选合意的礼物。而现在，面对青鸟带来的问候，我的信笺一再空白，我的心底一直“sorry”，也只能一次次用“生日快乐”的敷衍，代替往年带给友人的那一声惊喜的喊叫，不能再像从前一样心中念念的是“友谊万岁”，此时心中脑中全是满满的语数外史政，因为我是高三生。
曾经，爱在窗外淅淅沥沥飘着小雨的夜晚，让我的小屋里回旋起几缕柔柔的旋律，而我在音乐与细雨的感染下涂抹几行空灵的文字，也曾爱策划出一个个诸如“去看海”、“去听音乐会”之类的假日行动。而现在，我的磁带盒上已经积满了一层不薄的尘灰，我的诗干枯了，无法再浪漫了，因为高三。
曾经，我还有许多曾经，可是，我无法再想这些曾经了……看看现在的高三日子，心中不禁掠过一丝丝怅然。失去的，好像很多，然而路却是自己选择的--“人生能有几回搏”？
……为了那一瞬的笑颜，我无奈依然紧锁那颗想飞的心，安安稳稳地在蜗居里苦读。只是偶尔有不甘心的瞬间，就狠狠地想一想：哼，等高考完了，我要游内蒙、下海南，疯狂地‘报复’一下！
……
这是我正准备写处在高考最前沿阵地的高三学生的心态时，无意间读到了深圳实验中学心愿同学的这篇作文。
听听这个庞大群体的青春生命的沙哑呐喊，我感到一种与这位同学同样的无奈与沉重。我们的官员、老师、家长，还有所有以社会责任感自居的人们，也许读此小文，会想起些什么？会明白些什么？
关于高三生想说的话太多。平时，我们只注意了他们的升学率，却难有心思平静下来听听他们的心里是怎么说的，现在我们就借这个机会一起来听一听吧，因为这对人们是有好处的。
作息表，我的“生死牌”--高三学生诉说之一
其实我的学习作息表在初三时就有，那是爸爸妈妈为我争取中考时准备的。后来我考进了市重点，于是在进入高三后，爸像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前线指挥官似的命令我：现在的“战况”会比中考时要激烈紧张得多，你应该而且必须有张以分秒为计算单位的作息表。于是我赶紧制作高三的第一张“作息表”，大体如下：
５点：起床。
５点１０分：洗漱穿衣。
５点２０分：吃早餐。
５点３５分：离家骑自行车上学。
６点至８点：自习。
８点至１１点半：上４节课程。
１２点：自修。
１３点至１６点半：上完下午４节课程。
１６点半至１８点：两节强化班课程。
１８点至１８点半：骑自行车回家路途。
１８点４０分至１９点３０分：吃饭外加看新闻联播。
１９点３０分至２１点３０分：做作业。
２１点：开始休息１０分钟。
２１点１０分至２３点30分：自习。
父亲对这张“作息表”表示初步满意，末了又说：重在质量。他的话中有话，因为在中考时我也是用的类似的“作息表”，结果常常在最后的一个多小时里实在困得不行伏在书本上睡着了……
“高三了，一生的命运与前程就在这一搏上，你自己应该清楚。”父亲的话跟老师天天灌的一模一样。我感觉就像希特勒真的要打到斯大林格勒了！
但，大人们都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时间表是死的，现实的许多情况是活的，就像战争一样，突如其来的变化是决定能否取得战争预期胜利的最根本因素。比如我从家里到学校需要半个小时的自行车路程，可下雨怎么办？有一次长安街上的警察就是不让横穿，一定要等一队长长的国宾车队走过，整整20分钟，我因为急着到校，差点警察把我当作“破坏分子”扣到派出所。那天我心里堵了一肚子火，最后把一个老太太撞倒了，其实我明明看到她在我自行车还离她有一米左右的时候，她就“啊呀啊呀”地先倒了下去。我因此半天没上成课，那个擦破一点皮的老太太死赖着让我拉她到医院去看伤。我说我是学生，我要上课去，我把名字留给你，如果需要我出治疗费我一定让我父母付给你。可那老太太就是不放，说你留的名字和电话如果是假的呢？我的天哪，当时我真想哭，也真想跪下求她，但没有办法，她还是死死地拉住我的书包带不让我走，更可恶的是在场有两个中年人也跟着起哄，不放我走。到医院一检查，什么伤都没有，只花了20块挂号费和一点包扎费。这时老太太才放我走，可已经11点了。半天课没有上，我就得利用时间补回来。
哪有时间补呀？我每天的２４小时是严格地被安排着，就是拉屎刷牙的时间都必须严格遵守在5分钟的有效时间，否则老爸就会说我是有意磨蹭。那次为了补课，我不得不利用班上同学中午吃饭和课间休息的间隙摘抄老师讲课笔记。谁知那几天倒霉事都让我碰上了，可能中午吃的饭冷了些，不争气的肚子就闹起来了。这一折腾我就开始发烧，一直烧到３９度半，在医院一住就是3天，打针、吃药，吊葡萄糖。那几天虽然我的脑子迷迷糊糊，但躺在白色病床上的感觉却是那样的好，因为多少年来，我天天都得无止无休地早起晚归，无论刮风下雨，无论烈日暴晒，听不完的课，做不完的作业，好像活着就是为了填鸭般地往脑子里装知识--谁知道这种知识以后还能否用得着。看样子爸妈都很着急，看得出，他们大半为了怕我耽误太多的课程，而并非关心我的身体。第三天夜间，我的高烧实际上已经全退，老爸从我的饭量上判断出我可以出院上学了，于是就对医生说，明天早晨再测一次体温，如果不烧了可否出院？医生点点头，说正好他们最近病人特多，床位很紧。我心想见鬼，这么舒服的地方，我不多呆几天才亏呢。于是我想出了一个计谋……第二天8点左右，小护士又过来为我测体温，几分钟后，她从我嘴里拿出体温表一看，那双很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怎么，又三十八度四了？”说完，她过来用手摸摸我的头，而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我配合得天衣无缝。“嗯，这孩子是没退烧。”前来给我准备收拾东西的老爸傻眼了，也露出几分急相，当他听完小护士的话后连忙问：“能不能出院呀？”小护士不高兴了，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孩子的烧还高着呢，你怎么让他出院？”我听着心里不知有多高兴，脸上却装出一副极其痛苦的样子，把头紧紧地捂在被子里。当我的目光与老爸那双疑惑的眼睛碰到一起时，赶忙避开……哈哈哈，我太高兴了，因为我又“合情合理”地躺过了三天的“作息表”，这是整个高中3年里最舒服的6天时间，也是惟一不用早起晚归的6天，然而我是在病床上争取到的。
你一定在想我的那张“作息表”上漏掉了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周末的两天。如果说一二三四五的几天里，我是在靠那张分秒来计算时间的作息表去生活的话，那么周末两天里我的另一张“作息表”简直就是一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战斗图。请看--
星期六：
６点起床(比平时我获得了１小时的优待)。
６点１０分：洗漱穿衣。
６点２０分：早餐。
６点４０分：从家出发，倒3次车，赶到宣武东经路的育才中学。
８点３０分：开始在那儿上3节英语补习。
１１点半：下课，在附近吃一顿便餐。
１２点：乘车往西城黄城根的四中奔。
１３点一直至２０点：上完四中的“同步班学习”课程(中间有２０分钟休息，能吃一个热狗充饥)。
２１点：回到家，半个小时吃完全天惟一的一顿踏实饭。
２１点半至23点半：做两个小时的作业。
星期日：
６点起床(比平时获得同样的１小时优待)。
６点１０分：洗漱穿衣。
６点２０分至７点２０分左右进行一个小时的早自习。
７点３０分左右，与家人共进早餐，这也是每星期惟一能与家人共进的早餐)。
８点半至１２点：完成两个补习学校的作业。
１２点至１２点半，与妈共进午餐，老爸为了我的学费和改进全家的经济落后状况，每周在一位开饭馆的东北插队战友那儿帮忙一天，早10点离家，一直到晚上9时左右回来。
１２点半以后，开始做自己学校的作业，这个任务一般都要到吃晚饭后的前两个小时才能完成。
２１点至２４点：自习(这是老爸规定的每星期“法定3小时”)
周末两日的“作息表”是雷打不动的时间，其单调与所付出的艰辛甚至超过平时。也许我的脑子里总有一种想偷懒的意识存在，周末的日子里，我常常有意跟好脾气的妈妈作梗。
一次是“鸡蛋剥壳”事件。
那天是周六，我依然早上６点起床，等洗漱穿衣完毕，便像往常收拾好书包，坐到妈妈已经准备好了的饭桌前。早餐基本是固定的样式：一杯牛奶，一个煮鸡蛋，两块面包。可是那天我“出奇”地发现了一个问题：每天由妈完成的一道工序这天不知怎么被忽略了：鸡蛋壳竟然没有剥好！于是下面便有了我大惊小怪的叫唤：妈，这让人怎么吃呀！快来快来！
妈正在忙着给外出的爸爸找一件什么衣服，被我这么一叫，便赶紧从里屋往小餐厅走，怎么了？妈的神色显得很紧张。
我像老爷似的伸伸脖子，冲着桌面上的东西说：你看，鸡蛋壳还没有剥呢！
妈突然感到自己做错什么事似的，嘴里连声说着：哟，我把这事忘了！说着就动起手。不知怎的，妈的手动了几下忽然又停了下来，两眼怒发冲冠地对着我大喝一声：“你死人啊？这么大的人怎么连个鸡蛋壳都不知自己剥一剥呀？”
我呢，死心眼一个，眼睛瞅着墙上的那只挂钟，嘴里却不自觉地吐出了这句本不该说的话：“我是死人吗？你没看时间多过了五分钟呀！我要迟到了你知道不知道？”
这时我见我的妈一下像泄了气似的瘫倒在地，双手拍打着自己的双腿，悲切地哭嚎起来：“我这是作的什么孽呀！你这个臭小子，我、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办呀？呜呜呜……”
妈妈的哭声把我的心惊醒了：是啊，我都18岁了，难道为了上大学而变成一个连鸡蛋壳都不会剥的寄生虫了？假如是这样，我上大学又有什么用呢？对得起辛勤的父亲和善良的母亲吗？我仿佛自己一下从多年养成的恶习中省悟，抖着双手将瘫坐在地的妈扶起，并对她说：妈，是我不对，以后我自己剥鸡蛋壳。妈一听，愣了半晌，然后破涕为笑，说：不怪你，是妈耽误了你时间，说着又站起身麻利地为我剥着鸡蛋壳。看此情景，我的眼泪忍不住哗哗落下，“哇”的一声扑在了妈的怀里……妈妈笑了，带着几分苦涩，然后指指墙上的钟表：该是上课的时间了！我低头“嗯”了一声便匆匆吃过早餐去了学校，但从此每当我坐在桌前吃妈妈做好的每一顿饭菜以及剥光壳的鸡蛋时，心中自然而然地恨起墙上的那只钟表，以及我自己的那两张“作息表”，我无数次地撕毁过它，可又无奈地无数次重新将它贴到床头的墙上……当我无比愤恨它的时候，我又会突然想起妈妈的那次瘫坐在地的哭嚎和父亲每周星期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的情景。
我只想好好上完高三，争取考上大学，这也许是惟一能真正撕毁“作息表”的出路吧！因为我深深明白，那张不起眼的“作息表”，既是我命运的“生死牌”，又是爸妈对我的“希望榜”……
“我没病，为什么非要进医院？”--高三生自述之二
我是个女孩，从小天真烂漫，爱说爱唱，但自考进重点中学后，我的“擅长”被无情地剥夺了，特别是进入高三后，那个50多岁的“老人家”--我们都偷偷管年过半百的老师这样称谓，就更不得了啦，几乎每天要在课堂上讲一通：“同学们，现在是最后的时间了，命运就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中，把一切爱好、一切性格全部埋藏起来，集中所有精力，学习、复习、复习、学习……”在她的严管下，班上的文学社停了，歌舞组停了，甚至连女生和男生之间的玩笑话也停了。如果她见我们同宿舍的几个女生在中午休息时说段开心话，也会板着脸过来训斥道：“有时间说废话还不如多养养精神！快，去午休！”
日复一日，我们往日充满活跃和朝气的班级变得除了读书和回答问题的声音外，形似陌生人；除了埋头做作业，就各自捂头睡大觉。不是没有想说话的人，也不是没有想笑的人，只是那个“老人家”时时刻刻像幽灵似的站在我们身后。当我刚想彼此说一句轻松的笑话时，突然发现她在身后站着，神经就会一下紧张起来，刚刚有的一份开心也随之消逝了……唉，我是个从小爱说爱笑的人，从小学到初中，如果一小时里没有从我嘴里说出一句逗得老师和同学乐弯腰的笑话，有人就会以为我是不是生病了。可是到了高中特别是高三后，“老人家”似乎对我格外严管，想必她早已从其他老师那儿了解了我的秉性，所以常常见有的同学刚刚想与我接近说上一两句轻松话，又立马将后面的话咽回嘴里，脸色也变得非常特别。而这时我转过身，准会看到“老人家”就站在身后。慢慢地同学们远离我，仿佛见了我就像见了艾滋病患者。有一次我真火了，抓住一个原本与我很要好的女同学，抱住她就抓她痒痒。谁知那同学急得大嚎起来，她越嚎我就越使劲搂住她，谁知她竟用胳膊狠狠地捅在我的左脸颊上，在我“哇”地叫疼的那一瞬，她逃跑了。我当时愣在原地半天没有动，我心头感到无比惊骇，难道同学们都因为迎接高考而变成连玩笑都不能开的小胆子“羊羔”了？当我再转过头时，我又看到了那个“老人家”--她毫无任何表情地告诉我：下午下课后，到她办公室一趟……
从“老人家”的办公室走出的那一刻起，我就发誓：高三里，我再不与同学们说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