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的农民，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说是一群最有革命性的农民，他们对土地的敏感和感情代表了中国大多数农民的心态。”78岁的邢传欣老人谈起台州的“三农”历史，滔滔不绝，一个上午基本上就他一人在说话：土改对农民来说，是天大的喜事，台州的农民们高兴得不得了，分田那会儿，大伙哎呀呀喊着唱着，说我们的土地总算回家了。当时的土改是与抗美援朝工作联在一起的，时间短。我们台州的第一个农业合作社在临海的洋渡六房村。农民们对初级社很赞成，因为这是按劳分配原则的制度。土改虽然解决了土地归属，但家庭条件差的贫下中农没有分到什么农具和耕地的水牛，这样农民们就特别期待建立合作社，以解决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洋渡是1951年办的社，第二年他们就大丰收，农民们很高兴。丰收的原因除了土地归属权外，生产上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改革了耕作方法，二是种了双季稻，每亩一下增加一二百斤。洋渡六村办社农民们得了实惠，其他的村子就跟着学，洋渡乡一下办了十个合作社，成为当时浙江省农业战线的第一个先进单位。台州在那时就出名了。但到了1953年、1954年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家庭条件原先比较好的中农有意见了，说入了社、与贫下中农拼在一起种地，“种了稻没有多收谷，养了猪也没有多吃到肉”，于是中农们纷纷要求退社。一时间，台州的退社现象严重起来，甚至惊动了京城的毛泽东主席，土改以来对农民办社倾注异常热情的毛泽东很关注台州出现的倾向，对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邓子恢很不满意，认为照顾中农利益而进行的调整办社方针是“小脚女人”，并且随即提出了著名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八字方针。在毛泽东的这一号召下，全国农村一轰而起，批中农，全党办社风起云涌。1953年，全国实行统购统销，杨渡有个富裕中农产粮不少，可我让他上交1000斤粮食，他竟然哭了一天一夜，说什么也不想交。我一打听，他家里是交得起这些粮食的，就严厉地告诉他：你哭也没有用！后来这位富裕中农还是卖了1000斤粮食。从此农民向国家卖粮成为一种义务。这阶段，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及城市建设贡献极大。但农民交粮的时间太长，农民们就有意见了。到1957年，一些农民开始闹事，因为他们交了粮，自己却吃不饱。仙居县地处台州的深山区，这里的合作社经一些农民一闹，很快全部垮了。后来又波及临海，临海甚至有农民到县乡政府把政府的牌子全给砸了，震惊全国，这又一次捅到了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大怒，立即提出要严厉打击富裕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行为和新兴的农村破坏分子。台州是重灾区，一下抓了好几百人……这个事件，台州一些上年岁的人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邢传欣老人说到这儿，刹住话题，神情显得凝重。
“后来的情况就变了。1958年后，上面号召所有地方都要成立人民公社，紧接着又是大跃进。再过后，就是三年自然灾难，黄岩和温岭有了饿死人的情况，其他县也出现了死情……
由于有了1957年那个一下抓了几百人的事件，一向敢作敢为、反抗性很强的台州农民从此不再正面起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变得你上面喊什么口号，我下面该做什么照样做什么，用我们本地的话说就是学乖了。”邢传欣老人介绍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从1957年到1961年、1962年这些年里，台州像全国各地一样，出现过不少饿死人的事，但在‘文革’十年中，像安徽等地方的农民因为‘人民公社’大集体种地，死了许多人，可我们台州就没有饿死过一个人。
你问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台州人其实通过各种形式，偷偷把土地或直接分给了农民、或承包给了生产小组，总之形式上是一样在干人民公社，其实是在进行土地所有制的调整和生产生活的自救，也可以说是农民们自己搞的地下革命……”邢传欣这样总结道。
“有人现在把台州看做是中国民营经济的硅谷，不是没有一点历史原因的。因为台州人在过去计划经济的年代，特别是政治高压的年代，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最大限度地发展自由经济形式，一直在默默地发挥着人的最大创造性和积极性，他们是最讲实际、最求现实的人。‘文革’时期，我在下乡中经常听到农民们这样对我说，主任啊，我只要吃饱肚子，就是做死也愿意。台州人就是这个样。在种地吃不饱的年代，你只要让他们吃饱肚子，他们甘愿像黄牛一样干死也情愿。后来政策松动了，允许干私营经济，允许赚钱发家致富了，他们又对我说：邢主任啊，只要能让我们发财，就是再苦再累、再下等、再被人瞧不起，我们也不会有一句怨言。世界上，能有这样的人，你还不相信他们能创造人间奇迹？”邢传欣最后一句话发人深省，令我内心产生强烈震撼，也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台州人能够在今天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奠基者。
田埂上诞生的第一批中国“股民”……
自人类有经济活动以来，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一致认为，社会的经济形式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而股份制形式则是现代社会的经济中最活跃和具有社会推动力的先进经济形式。新中国成立以来，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几乎只有一种经济形式--国营集体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股份制经济形式开始被人们渐渐认识和接受。最早出现于中共中央文件上的“股份”二字是1985年的中央1号文件，这对当时的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是一次令人震惊的事件。因为在许多年里，“股份”和“股份制”在中国这个红色政权的国度里，它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剥削阶级的产物”。现在，既然被中共中央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力提倡”，这不能不说是对实行了几十年一贯制的国有集体经济的一场革命。
“股份制”在今天的中国人眼里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可在二三十前年的中国，它与当时农村所开展的“分田到户”搞包干一样，是实实在在让一些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与“复辟”和“政变”没多大差别的惊天动地的事。
中国的股份制谁最先搞？忙碌的经济学家们似乎还没有时间来总结，当今的历史学家们又因为缺少实地考察与调查的能力而在书斋上添不出新的真实的东西，这样的责任让我们这些文学家来完成实在有些可悲。不过到台州采访，让我再一次感到发现的惊喜。原来，中国的股份制发源于台州，产生于台州的田埂上，植根于台州的农民中间……
现在有据可查的几个史实是：
--1986年10月，原台州地区黄岩县委下发的《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的69号文件，是中国地方党委、政府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
--1982年12月，由台州地区的温岭县社队企业局(那时还没有工商部门)正式发给“牧屿工艺品厂”等四家为“社员联营”的企业营业执照。“股份制企业”是1985年中央1号文件出来之后才正式可以冠于的企业性质，台州的乡镇企业局当时给牧屿工艺品厂等四家由社员合股出资办的企业起的名字为“社员联营”，用后来的名称就是股份制企业。这也是新中国工商企业史上第一个颁发的标明由几个法人“联营”的股份制性质的企业营业执照。
目前有据可查的上面两份史料，足可证明台州是中国股份制的发源地，这已被现在研究经济工作的专家所认可。其实，谈到台州的股份制，其开始和发源的时间远比这两个事件要早得多和广泛得多。
在我来台州采访之前，浙江有关媒体就已经发表了一则令人鼓舞的文章，题为《寻找玉环股份制经济起源》，其中介绍了记者追寻到的台州最早搞股份制的那个“芦浦工艺厂”和那几个敢于最先吃螃蟹的农民。他们创办的这个股份制企业是在1967年，比温岭的那个有“正式户口”的“中国第一家股份企业--牧屿工艺厂”早出了整整15年，而且这时间正是中国“横扫资本主义”最激烈和严重的“文革”初期。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台州人竟如此胆大妄为。
2006年4月24日，我在台州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引见下，来到玉环的芦浦乡那个原“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的旧址现场，并与几位当年办股份制企业的当事人见了面……
玉环是台州的一个县，面积很小，老玉环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屿，后来又将温岭的楚门半岛划归了玉环，但陆地面积仅有378平方公里的玉环仍然是台州面积最小的县。可别看这弹丸之地的“海中玉环”，它现在的人均收入不仅在台州各区县中名列第一，2007年，在全国的百强县中也名列第29位。玉环有数个“全国第一”的产业与产品，这与玉环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有直接关系。浙江籍著名作家叶文玲老师曾经对我说，写台州，绕不开玉环。叶文玲是玉环人，她最了解家乡的历史和现状。
那天我是怀着一番好奇而又有些激动的心情，跟着几个农民来到玉环芦浦分水村一块田埂上。一位本地农民老汉叫林友泮，指指一座水闸上破旧的却依然挺立在那里的三间半砖瓦房，告诉我：“这就是我们当年办的最早的一个股份厂，当时叫红卫仪表厂……”“就这个样啊？”我对影响当代中国经济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浙江台州股份制发源地竟然产生在这么一个极不起眼、极不壮观的地方，内心多少有些失望。不过心想：毛泽东当年打天下时，不也就是几根破枪、几把红缨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别小看这几间房子，当时我们还当宝贝呢！”林友泮老汉说，“这个地方办厂，一是不占集体房子，二是关键这里能上电线，好发动机器做工。”末后，他补充道，“我们办的是仪表厂，需要电动力。”原来如此。
可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个农民能有这样几间房子办工厂、能在田埂上响起机器的轰鸣声，这在当时肯定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那时在农村，能响机器声的，只有集体农田的抽水灌溉，和很少地方才有的脱谷场上的拖拉机声，除此再不可能有什么机器声响了。林友泮他们能在如此无遮无掩的广袤田野上开动机器搞“资本主义”，不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起码是吃了熊胆！在芦浦镇的镇委会议室里，几位当事人的讲述证实了我的看法--玉环农民在田埂上创办的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果真历经了太多沧桑：
“我们那时办厂，完全是被逼出来的。”林友泮是当年办厂的“头头”，也是当时分水村的党支书，他给我解释当年为什么办这个厂的第一句话这样说。随后他指指坐在他对面的另一位60来岁的老汉说：“最早是他颜祜庆出的主意。”被林友泮点名叫颜祜庆的另一位老农笑了，冲林友泮说：“你是支部书记，我不向你说向谁说嘛！”林友泮显然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被老伙计颜祜庆这么一激，一边抽着闷烟，一边低头瓮声瓮气地说了句：“你主意倒好，可把我拖进海里差点淹死……”屋里的人顿时哈哈大笑。“老支书你做人正直，再大的海水也淹不死你的。”颜祜庆这话让林友泮爱听，老人一个人“嘿嘿”地笑了起来。
“最早动因确实是我。”看得出，颜祜庆是个见过世面的农民。果然，他说他是个复员军人，当过几年兵。“我在部队时当过团部通信员。复员后，回到老家，看到自己的家乡那么穷，流血流汗干一年，连口饭都吃不饱。于是我就和也是从部队回来的本村社员蔡志昌，还有回乡知青、懂点机械知识的梁华星商量，说能不能几个人凑点钱办个厂，赚点钱。他们都觉得是好事。不过那时在集体之外办厂是件冒政治风险的事，所以只好找在芦浦一带有影响的支部书记林友泮商量。老林是个好人，用现在的话说，在当时也属于脑子比较开放的人。我们一说办厂的事，他开始有些犹豫，后来听我们发誓保证：本金我们几个人自己凑，赔了算我们自己的，赚了也给集体分一点。这样他就表示同意，并且愿意同我们一起合股干。有支部书记跟我们一起合股干，这对我们来说等于借到了天大的胆子，所以后来就偷偷干起来了……”“其实到底办啥厂，他们几个心里根本没有底。几个人想了几个月也没有拿出个主意来。
我就找了一位朋友，他叫林维庆，是坎门前台的支部书记。林维庆就建议我们办个仪表厂吧，他说他跟上海仪表厂有熟人，好有销路。这样我们才定下来办仪表厂的。”林友泮插话。
“干什么定下来后，就马上涉及怎么个干法的问题。集体的钱肯定不能用，再说生产大队也没有什么钱，即使生产队有钱，我们也不想借，因为一借集体的钱，今后赚了赔了不好说，所以我们商量大伙儿凑钱合股办厂。”颜祜庆说：“我们六个人，每人出一股，最早每股是150元，后来因为买机器设备，钱不够用，每股增加到500元，记得我们六人中有一个人出不起500元，就又找了一个人合了一股。所以整个厂共有6股，股东是七个人，其中有两人是合了一股。除了我和林友泮外，其他四股的名义是梁华星、蔡志昌、林友富、江新德。”颜祜庆的记忆显然比较好，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有了合股的钱，可办厂仍然困难重重。先是我们想到楚门木器社学习，看看能不能也干木器活。可一到那里，人家听说我们也想搞木器，根本不让我们看。后又找到林友泮的朋友坎门前台大队的林维庆书记，他那儿用现在的话讲是思想解放一点，所以我们就准备把厂办在他那儿，谁知才办了四个月，造反派武斗，我们去上班，半途上能遇到炮火，吓得谁也不敢去了。最后想来想去，只能搬回来自己办吧。这么着，我们又偷偷到温州瑞安去买了4台仪表机床，就租用了你所看到的环岛上作放水用的斗闸上的三间房子，算是我们的正式厂子……”“那会儿，我们运回4台仪表车床跟打仗一样，很惊险哟！”颜祜庆绘声绘色道：“那个年代，如果有人把我们的设备查出来，肯定是要没收的，而且我们还要倒大霉，吃官司。林友泮他是支书，认得的人多。也没人相信他支部书记干违法的事，所以我们从温州买回仪表车床后，将设备拆卸成零件，装进麻袋里，然后走的是不被人查获的水路。开始也没有把设备运回到自己的地盘上，而是放在林友泮的好友、坎门的林维庆那儿。我们几个人先在那里偷偷把操作的技术学到了，然后再把设备运回自己的家乡。”“当时的形势下，我们想办合股的私人企业，只能‘戴红帽子’，否则根本不可能响起机器声。”林友泮瓮声瓮气地又插话道。
“什么叫‘戴红帽子’？”我还头一回听这样的词，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