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时间敌我之间的拉锯战，我“江抗”队伍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新四军的敌后斗争形势出现了相持状态。这时，根据中共江南特委的批示，常熟地区准备成立自己的政府组织。江南特委在研究常熟县长人选时，首先想到了陈月盘。
“老陈有开明地主的公开身份，文化程度又高，又是当地有影响的人物，非他莫属。”江南特委的负责同志这样评价说。
“在当前敌我斗争十分复杂的条件下，陈月盘这样的人出面当我们自己的政府负责人是合适的。”特委同志意见一致。
可江南特委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决定传到常熟地下党组织，当组织向陈月盘本人征求意见时，他自己却首先否定了：“不行不行，我连一个共产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共产党的县长呢？
不行，你们一定要找位坚强的‘江抗’领导同志担当此任。”由于陈月盘的再三推辞，中共江南特委最后只得另选了“民抗”司令、在常熟一带声威显赫的民族抗日英雄任天石出任常熟县长。说起任天石，陈月盘禁不住老泪纵横，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50多年了，可就像是昨天的事呀。”陈月盘用那双颤抖的手，抹了抹眼角边淌出的泪水，说：“任天石在我们常熟近代革命史上是位最了不起的英雄。他就是后来《沙家浜》戏中的那个以中医身份到‘春来茶馆’送情报的县委书记‘陈天民’。我听写《沙家浜》的作者说过，戏中的‘陈天民’就是照任天石的名字搬过来的，陈和任音相近，中间的天字没动，陈天民的‘民’却隐含任天石是‘民抗’司令的‘民’字。任天石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常熟梅里塘桥人。1913年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初中毕业后，任天石回家学医。九一八后，思想进步的他，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去。从那时起，我们这些激进人士经常在一起碰头。1932年任天石考上了上海的中国中医学院。3年后他完成学业后回到家乡，在常熟城里开了一个诊所。这时他认识了常熟的地下党负责人李建模，从李建模那儿看到了不少马列主义进步书籍，任天石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7年初，任天石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常熟人民抗日救国武装自卫会。1937年常熟沦陷后，任天石就开始职业革命生涯，与敌人展开地下武装斗争。次年原红军团长赵伯华回到常熟，任天石便与赵一起举办了革命武装军事骨干训练班，不久便成立了常熟地区第一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武装队伍，简称‘民抗’，任天石任负责人。1939年叶飞率领的新四军‘江抗’来到苏南后，任天石的‘民抗’与‘江抗’会合，两支革命武装队伍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任天石的名声也在当地响了起来，成了人人皆知的英雄。1940年任天石已是中共常熟县委书记了，由于我坚决不出任常熟县长之职，结果任天石又兼任了常熟县长之职。在他的领导下，常熟人民在阳澄湖一带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夏光他们的新四军伤病员队伍，既要养病，又要打仗，难得很哪，要不是任天石和我们坚定有力的配合，新四军伤病员这支队伍是无法坚持到革命胜利时刻的。”“老地主”的这段回忆，使我对《沙家浜》的戏有了很多联想：“陈—天—民，这个我党的地下领导者形象，可以是任天石的，但我倒有另一种联想，作者当时是不是也考虑到您在常熟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就将地下工作领导者的名字前面用了您的陈氏姓？”陈月盘一听惊骇不浅，连连摆手说：“不会不会。从早先写的《芦荡火种》，到后来的京剧《沙家浜》时，我早已是戴帽地主和当了一二十年的‘牛鬼蛇神’了，怎么可能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为一个地主恶霸树碑立传？”听了老人的解释，我只得嘿嘿自乐，心想这是肯定的。但我仍然希望自己的猜测可能有一些是对的，因为我了解一些中国文人的独特写作心理。汪曾祺在世时，我就曾问过他《沙家浜》里的人物姓名是怎么出来的，他说大部分是根据你们常熟抗战时期那些民族英雄组合起来的，有时用张三的姓，有时用李四的名，总之别看什么阿庆嫂、郭建光啥的，知道内情的都明白那是写谁的。
据后来我回老家采访了解到，在抗日战争时期，陈月盘在常熟的影响同任天石不相上下，陈是公众熟知的人物，任是百姓心里的英雄人物，两人都为当地抗日斗争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问题是由于后来的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因而这两个人物在当地被完全地拉开了距离。任天石后来在抗战结束后便改任为京沪路中心县委书记，1946年9月，他又任华东十地委常委兼社会部部长。1947年十地委机关迁至上海。任天石刚到上海市区，就被人告密，被国民党逮捕了。在狱中的任天石宁死不屈，同国民党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新中国黎明前的1948年，任天石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可是活着的陈月盘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在抗日战争最激烈的岁月里，陈月盘以自己独特的身份，进行着同任天石他们同等重要的斗争。他多次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解救了数十名新四军伤病员和党的地下工作者。陈月盘最引以为豪的是他为后来成戏的在“沙家浜”养病的36个伤病员及后方医院的新四军们送枪买药的许多事。陈月盘说“郭建光”（夏光）第一次找他时，开口就问“你是不是有枪”？
他便告诉“郭建光”，“你应该问‘常熟是不是有枪’？因为常熟有了枪才能动员百姓起来打东洋人，保卫自己的国家”。陈说从那次见面后，“郭建光”（夏光）就经常找他，只要伤病员有什么困难，就来找陈月盘帮忙。为此陈月盘说，他祖上留给他的1000多亩佃田，最后到解放时仅剩了300多亩，那几百亩佃田大半是为帮助新四军伤病员买枪买药和营救地下党员卖掉了。
《沙家浜》戏中的新四军伤病员队伍经历的是与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的严酷斗争，演绎的是一曲军民鱼水情深斗顽敌的战斗凯歌。历史上的阳澄湖地区的那支新四军伤病员队伍确实有过比戏中更残酷的艰苦斗争，特别是队伍初来“沙家浜”时，人生地不熟，伤病员多数是闽南人，他们中间还有好几位是红军战士。叶飞和谭震林领导的“江抗”正规部队西撤后，夏光率领的这支连医务人员在内的100多人的队伍，既缺少必要的武器装备，又对当地情况极不熟悉，所以曾屡次受到敌人的袭击，先后有几十名同志英勇牺牲。“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身经百战的夏光同志十分清楚这一点，于是在他的主持下，养病的后方医院很快组织起了一个特务连。一方面负有保护后方医院中的重病号责任，一方面利用丰富的作战经验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先后与日本鬼子和胡肇汉的“忠义救国军”多次交战，取得了“沙家浜大捷”、“阳沟桥战斗”和“八字桥围歼”等战斗的胜利，使新四军威震四方。尤其是新四军队伍与当地老百姓紧密配合，利用阳澄湖一带水面自然优势，狠狠打击了敌人，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赞歌，为日后《沙家浜》戏的产生留下了动人的历史生活原型。
8年抗战，新四军在阳澄湖一带的后方医院，创造了我军抗战史的辉煌一曲。而对一个爱国主义的革命者来说，陈月盘一直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岁月。那8年间，他陈月盘由一名握笔杆子的激进文人，变成了“半职业革命者”，成为当地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他为此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赢得了党的信任和人民的拥戴。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陈月盘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在日本人举手投降的日子里，中共江南特委和新四军队伍为了遵照党中央关于防止内战的指示，纷纷撤到了长江以北的解放区，苏南又成了国民党的天下。本来陈月盘是准备随大军北撤的，但当时一位姓仲的地下党负责人找到了陈月盘。这位姓仲的地下党负责人曾是陈月盘的学生，他的恳切要求使陈月盘放弃了跟共产党大部队北上的心愿。历史就是这样无情，陈月盘的这一走一留，使得他这辈子的命运完全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写法。
“如今，蒋家王朝已奄奄一息，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借助长江天险，从而想拖延我们解放全中国的伟大目标。所以党指示我们要做好敌后革命工作，准备迎接解放军渡江。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我们敌后工作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敌人内部的策反工作。陈先生您是位有身份的人，以前的同窗学友不少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大官，听说上海的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派人物熊剑东就是您的同窗好友是吗？”姓仲的地下党负责人又找到了陈月盘。
“是，我同熊剑东不仅是同窗学友，而且我还在日本人手下救过他一命呢。”陈月盘说。
“太好了。这您就更容易去熊部为我党进行策反工作。怎么样，有困难吗？”“没有。只要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一定努力去完成。”就这样，在进入解放战争之后，陈月盘又满腔热情地投入了为我党我军展开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
陈月盘再次来到了上海。
“好啊月盘兄，你来了正好，奶奶的这日子简直不知怎样打发了。你来简直太好了，可以帮我出出主意，日奶奶的国民党政府越来越不行了，往后我们这些人的后路不知怎么个弄法。
唉！”熊剑东见老朋友投他而来，真是喜出望外。稍假思索，便叫来副官做记录道：“从今起，这位陈先生就是我的私人秘书，他可以参与我部的一些重要会议和决策，要把陈先生，不，现在应该是陈秘书的生活和工作安排好，不得怠慢。”“是。”副官毕恭毕敬。
不用说，凭着熊剑东在上海的势力和往日的生死之交，陈月盘在熊部的工作非常顺利。加上由于我军各个战场的频频大捷，熊剑东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焦虑，不时与陈月盘倾心相谈。陈月盘借机不时向熊灌输共产党的政策和中国未来的前途认识。然而就在陈月盘不断以自己的好友身份向熊做工作的同时，身在南京的蒋介石也一直没有放松对熊剑东的拉拢。有一次熊从南京回来，陈月盘发现他一反常态，默默地一个人跟谁都不说话，尤其让陈月盘担忧的是以往熊大小事都会主动同陈月盘吐露，可这一次一丝不透。陈月盘思忖着情况可能有变。果不其然，不出多久他知道了内情，原来蒋介石为了达到拉拢熊剑东的目的，承诺要让熊当浙江省省长，并且暗地里给了熊个人不少钱。鬼迷心窍的熊剑东从此很难再听得进陈月盘的话。有一天，陈月盘刚刚躺下，就被一位陈月盘策反成功的军官来向他报信，说熊剑东要在下半夜带着部队开往江边准备迎战解放军。陈月盘听后心如火焚，当即去敲熊剑东的门。熊剑东就是不开门，并令警卫拉走陈月盘。熊剑东不听同窗好友的劝告，结果出师便大败，一向好胜的熊剑东自知无脸在主子蒋介石面前交代，便一枪自尽了。
消息传来，陈月盘自责自己既没有完成好共产党交给的任务，又没规劝好同窗，使其最后落得尸骨遗野的下场，心头顿时极其沮丧，一气之下，回到了老家，从此再也不愿抛头露面。
“我自知没多大本事，但自尊心却极强。干什么事都希望能有个圆满的结果，可天不助我。
策反熊剑东没有成功后，我总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革命事业，所以一气之下，再也不想折腾了。从此了断了一二十年的革命生涯，因为策反熊剑东工作的失败对我刺激确实太大。本来我自认为是完全有把握的，另一方面我个人也有打算，一旦策反成功，我准备正式参加共产党，并且已经同在革命队伍中做相当级领导的学友商量好了，准备上北京去见我一向敬佩的周恩来同志。但熊剑东一事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打击，觉得自己再也无脸见共产党了。所以横下一条心--回家种地当农民。”时近百岁的老人陈月盘回想起当年这彻底改变他后半生命运的“一气”，真是颇多感慨。他说：“人哪，有时就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要是我当时能想开一点，照样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或者同中共华东地下党组织说清楚，自己也许照常可以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做些有益的事。可我没有那样做，一气之下的后果，便是我永远与革命事业脱离了。但令我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我本人也曾经为之出力流汗的革命事业在胜利之后，竟然使我这样一个无私的革命者在解放后成了革命的敌人，并且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弹压几十年……”陈月盘讲到此处，那双早已失去光泽的眸子闪着泪光。
很久，我没有向他问话，因为我们面对面地坐着时，我便能感受到此时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内心世界的那份痛楚。
三有时人生的一闪念，便是对天堂与地狱的选择。我品味着陈月盘的一生，似乎更相信哲人金言。
“老地主”陈月盘的命运就是这样！“人的一生中有许多事可能真是命里注定的。”陈月盘突然冒出一句宿命的观点，但马上他又作了自我否定，“其实我这个人是最不相信命的，只是有时碰到那些无法理解的事后绕不过弯时，不得不这么去想，想一下似乎心头就能少一份沉重。”自策反熊剑东失败后，陈月盘回到老家常熟何市小镇的陈家宅子。这时，除了那座标志主人曾经是位财主的大房子还留在那儿外，实际上陈家已经沦为破落户。革命几十载后的陈月盘从父亲手里接过多少佃田他至今都记不得，只知道有那么千把亩吧。后来在他手里就没有哪一年正经收过全额的佣租，所以陈月盘自己都搞不清自己的家底到底有多少。陈月盘自家门里有位叔伯，在陈月盘教书和参加革命时期，家里的事都由这位叔伯代管。那时不少陈家的佃农到年底时经常不交租，陈月盘的叔伯就愁心得很，问侄子怎么办，陈月盘便大话一放：“够我们陈家大小吃的用的了吗？如果够了，就别为难佃农了，都是乡里乡亲的，大家都不易，免得伤和气损财嘛。”他这么一大手大脚，渐渐陈家不收租像是成了当地佃农的习惯似的，所以后来新四军断药缺粮，“郭建光”向陈月盘求援时，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卖地。
到底经陈月盘自己手卖了多少地，他都搞不清。总之自打从熊剑东那儿回到老家，当陈月盘自己真想“以农为生”时，一盘点自己的家底：仅剩490亩田产，再就是一幢空荡荡的大房子。
“月盘，你跟共产党干了几十年革命，最后落得什么好处？一点也没有嘛。听说共产党搞什么社会主义，镇压有钱人。你大小也是个地主，留下来肯定好不了，还不如和我们一起到台湾去发财。”就在国共和谈破裂前夕，曾在开滦煤矿当老板的同乡学友王崇植，在赴台湾之前回到老家见到了陈月盘便动员他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