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叫什么名字？当然可以告诉你嘛。不过也就是在常熟这块地盘上我才敢这样做，如果在其他地方我真的不敢这样做。你问啥原因？黑呗。有人会黑你呗。谁黑我？那就多了，有管理部门的，也有黑社会的，但更不好对付的还是本地人。你知道，做生意的无非为了想多赚钱赚足钱嘛，可在不少地方你就不敢赚钱不敢赚足钱。你只要一赚钱，马上就有人后面盯上你了。哪一路你都吃不消。比如工商、公安、税务等找你头上来，敲你多少你就得交多少；黑社会找你头上，你为保小命也得老老实实拿出去；要是当地人找你头上来，你更得拱手相送，否则你会没有立足之地。常熟这儿就不一样，我们河南一起出来做生意的人不少，到的地方也不少，大伙有体会。在南边有些地方赚了钱你就得赶紧往家跑，要不哪股黑势力说不定啥时候就盯上你了。在那些地方，你带着钱上厕所都得回头看看后面有没有人瞅上你。东北我们也去过，那儿你外地人要在他家门口赚了钱人家就开始挤你了，最后你还是呆不下去。我们河南农村许多地方穷些，跑出来做生意赚点钱本身就不容易，要是碰到上面几种情况你说咋办？只好打道回府呗。这几年中，当初跟我差不多一起出来到外地做生意的一批老乡，基本上都没在哪个地方呆住。唯独在常熟这个地方我们的一批人差不离全扎下了根。你问现在我们河南人在常熟共有多少人经商？仅我所在的商丘一个县大约就有一千三四百人，其中，有二三百是有摊位、门市做服装生意的老板，另外一千多人都是在服装城四周做卖菜、开小饭店一类劳务活。这些人大部分是我带来的。现在光我们商丘一个地方就有20个客商在常熟城里买了房子，把家都安到了这儿。问为啥？这儿好呗。常熟是富庶之地，过去要说我们河南人到这儿安家落户是想都不敢想的事，那会儿我们河南人只有到这儿讨饭的资格。现在不同了，我们在这儿赚了钱，又有了自己的家，你说我不打心眼里谢常熟人还谢谁呢？他们办了一个市场，给我们穷地方的外地人创造了两个‘天堂’：一个是赚钱的‘天堂’，一个是安居乐业的‘天堂’。就说我吧，过去我想都不敢想我的小孩能到无锡市的‘贵族学校’上学，现在我的两个娃儿都进去了，去年进的。一下交了6万元，每年还要几万元的学杂费。不算啥，我觉得合算，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事现在都成了现实，还有什么不合算的？你问我是不是一辈子在这儿了？那当然。不但我，连下一代都在此永远生根了。常熟现在是我正儿八经的故乡嘛。这儿又能赚钱，本地人又不欺咱，生活条件也好，我安家在这里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河南老板葛晓峰追着我想说的就是这些话。他的这些话确实让人听了感动，我想就是常熟人听了也会涌热泪。其实常熟人都明白：如果自己捧出的不是一颗心，要想留住任何一位无论是有钱还是穷光蛋的异乡游子，都是件极不容易的事。然而常熟人今天做到了。他们是在遵循小平同志理论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做到的。对这事本身受教育的不仅是像葛晓峰那样的异乡客，就是常熟人自己我想也应该是一种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教育。几千年来，由于地域上的自然差异，富土上的民族或部落甚至国家，总是排斥那些来自地域自然条件差的穷人。这种民族的、文化的、传统的和心理上的差异，构成了富国排斥穷国、富地排斥穷地、富人排斥穷人的习性，是人类社会的普遍问题。这样的问题，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它在我们中国也同样存在，即使在今天。然而从河南老板葛晓峰以及他身边的一批已经顺利从自然条件落后的地方迁移到富地常熟的现象中，我们应当欣喜地感到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上的繁荣，而且可能是包括民族大融合在内的历史性进步。
应当指出的是：常熟人办常熟市场带来的不仅是吸引像河南人那样的、在常熟发了财又在常熟扎下了根的现象，而更多更重要的是那些来常熟并通过常熟这个市场采到了“花蜜”又回到自己那儿酿出了更多“蜜汁”的辛勤“蜜蜂”……
有道是无蜂的花园不是好花园。我想，采不到蜜的花园应当说也不是好花园。常熟服装市场能吸引全国各地的经商者蜂拥而至，究其最重要的原因是这儿批发到的服装稳赚钱。采访中，就这一问题我向各类外地来的经商者作了详细调查，结果是百分之百的客商告诉我：从常熟服装城内批发到的商品，其利润率在任何时候都能保证在30％左右。这样一个“任何时候”可包含了许许多多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的诸多内容，它说明了那儿的商品价格上具有的“三维”优势。
商品价格从来是决定一个交易市场繁荣与衰落的重要因素。
任何一个时间、一个空间、一个地点的服装商品，只要你不具备直接批发地、直接原料产地、直接生产加工地中的任何一个条件，你就永远无法与常熟市场相竞争。而像常熟这样既具备坐落中国南北之间的地理优势，且是设施一流的批发地，又是棉纺原料出产地和有数千年服装加工生产最高水平的三位一体之地几乎难找。然而，服装界的行家们说，这仅是促成常熟市场繁荣所占的天时、地利的两大优势，还有一个可能是最重要也是其他地方的市场办得最欠缺的因素，即“人和”二字。
常熟人表现在办市场中的“人和”二字，包括了两方面的重要内容，即政策上的宽容和心理上的包容。
当我向市委领导探究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时，他们认为：对一个市场来说，政策将决定其一切。有什么样的政策便有什么样的市场。近几年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地几乎都掀起了办市场热，但真正办得好的能坚持办下去的并不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地区在对市场的管理上过严过细，甚至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所以导致今天轰轰烈烈、明天就关门倒闭的结果。然而在常熟经商的几万客户们却反映这儿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客商们在这一点上最感到满意的是，常熟服装市场从始至终一直实行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特别是对商品价格的彻底市场化：即产销者对商品的价格完全根据市场“气候”自己决定。在那里，无论你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无论你是国营的还是合资的，所有进入市场的商品，其价格一律平等地无条件服从市场的走势。常熟服装市场实际上是一个服装批发集散地，它的零售额仅占总成交额的百分之几。而来常熟市场上搞批发的又差不多都是外地客商。这就是说，由于它实行的是市场价格的自由，真正赚钱赚大钱的正是这些搞批发的外地客商。
那么，由于实行价格的完全自由、完全放开，它给常熟人自己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一句话：他们少了利润。许多人不理解这一点，然而这是事实。
我明白这一事实也是在我走入常熟人中间之后才恍然大悟，才更加从心底里敬佩为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而作出自我牺牲的百万常熟人……
这是一个星期日的早晨，约4点左右，我独自出了饭店朝服装城走去。此时东方刚刚露白，我以为起得很早，本意想看看商城的早市成交热。结果见了几位骑摩托车的常熟本地人都已准备回家了。我拦住其中的一位问为什么这么早就结束成交了？
“不能再晚啦，再晚我每件衣服就又要少卖一块钱哪。”货主说。
“那是怎么回事？”我问。
他说：“再晚，上市的人就多了，货比货你就只能少卖钱嘛。”
“难道在这儿的一个市场内一天中还有几个时价？”
“你可能不是做生意的吧？”货主看看我得到证实后，便坐下来有意跟我聊了起来。他说在常熟地盘上生产服装的人是很难赚钱的，因为竞争太激烈。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是一个大小不同的服装生产厂，由于市场上的价格是自由的，所以生产服装的人都想尽快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卖个好价钱，快些周转资金。这样就出现争客户。你不是刚才问我为什么起这么早就把货卖掉了？也就是为了争客户呀。时间晚了没人要你货你不就惨了吗？他说他是小户，每天生产出的货都得上市场来销，而那些生产大户则直接把客户接到家里。到市场上销就得注意时间段了，外地客商一般都是当天购货当天运走。近的有车直接走了，远的赶早班汽车托运。所以我们卖货的就要赶上他们运输前的那个时间，才会稍稍有个好些的价格，否则到了中午、下午就上不去价了。
我问他卖出的是什么服装，他说是小童装。
“多少钱一件？”
“8块。”
“这么便宜？有没有利润可赚？”
“基本没有。”
“不会吧，没利润你还干它做啥？”
“在咱常熟都是靠做服装吃饭，你不干这干啥？”他说他讲没利润是实话，不信可以上他家看。
我问这没有利润是怎么回事？
还是市场上把价格放开的原因。他说：“做一件小童装成本就是7块，另加一块是生产制作费，这不就没利润了吗？如果讲利润则都到了批发商和销售商手里去了。像一件童装批发商从我手中买走8块钱，运到别的地方转给销售商一般总要加出三五块，这批发商除去各种费用不会少于30％利润的。而从常熟8块钱批来的一件童装到消费者手里至少在15元以上……你是北京来的？嗨，我们这儿的服装上你们那儿利润就更大了。同样一件夹克在我们常熟只卖到45元，可在北京商场里就得卖120到150哩！”
“产销价差这么大，那为什么你们不把价提高些，利润不也就出来啦？”
他朝我笑笑，说：“这你就不懂了，在常熟任何一种新款式新产品都不可能把价格提得很高，即使有时也可能冒一冒，但出不了三五天就会回落。”
“那是何故？”
“自由竞争激烈呗。你可能听说我们这儿只要一个新产品在市场上露面，只要一种服装能卖好价钱，不出三五天，这种款式的服装，就会在整个市场上铺天盖地地出现，那先前好的价格就一下泡汤了。‘毛利三分吃饱饭，毛利七分饿死人’，这句话在我们常熟服装界是句至理名言。谁要是违背它，谁可能就会吃大亏。它的中心意思是你在这儿做生意要想做得好就必须采取薄利多销的战术，如果违背了它，一时你可能吃了一个胖娃娃，但到头来吃苦头的还是你自己。咱这儿开始不是没有这号人啊，包括那些大企业啊，他们出了一种新产品新款式，投放到市场后可能每件比平时的利润高出几块十几块，这时按这儿的规矩你就不能这么做，你问为什么？道理太简单，咱常熟搞服装的几乎90％以上是农民，他们一般不怎么会独立设计服装款式，事实上除非那些有特别多资金的人，才会自己独立搞款式设计。像我们这些中、小户一般都没必要也不合算自己专门设计新产品，再说市场变化那么快，像‘秋艳’、‘圣达菲’那样有实力的厂家，一天就要向市场推出好几个新产品，而且人家有专业的高级技术人才，我们能跟得上比得过他们吗？比不过的。比不过就学人家。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常熟农民们大多数虽然自己不独立设计服装，但对哪个产品式样好、哪个产品不好卖都心里清楚。同时在长期的跟别人后面走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一套本领，这就是极强的摹仿力。如果你拿一件皮尔·卡丹服装来，我们也能用几天时间把它摹仿出来，粗一看一模一样。你信不信？”
我笑说：“为什么现在市场上伪劣产品太多了，大概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摹仿高手太多的原因吧？”
这位常熟人连连摆手，说你这就完全说错了。他说他们常熟人不会有一个人去做这种事。他解释道，他们常熟人不会去干假冒像皮尔·卡丹那样的事，倒也并非所有当地做生意的人都那么老实巴交，说到底还是因为受服装市场及其价格的影响。你想，做一件皮尔·卡丹那样高级的服装其用料和做工就都会很大，这样一件衣服成本也就必然很大。你土农民一个，拿出去一件即使跟皮尔·卡丹一模一样的东西，可人家照样将你当几十块一件的普通服装来向你要价，那时吃大亏的不还是你吗？话说回来，像皮尔·卡丹那样质量的服装在我们常熟能做出来的人有的是。只是我们这儿独特的市场价格决定了我们做那种产品、干那种假冒的事只会吃亏，所以才不去干嘛。再说，我们常熟人也有自尊，像你们北京的“红都时装”不也是我们常熟“小裁缝”田阿桐的手艺吗。要我看，我们这儿产的“秋艳”等一类服装其工艺不比皮尔·卡丹那样的外国名牌差哪儿去。你们大城市里人就是有点儿迷信洋货，可洋货跟我们的“土”货差多少价？几倍！几十倍吧！而且你可能也知道，像中国市场上的皮尔·卡丹一类外国服装实际上都是在我们中国生产，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就因为贴一张名牌商标，价格就几十倍地上去了。时间长了，你们大城市里的人也明白过来一点了，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商场都到我们常熟来进货，这不是很好的说明吗？说穿了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穿服装图啥？不就是款式新一点、做工好一点、价格便宜一点吗，而这三点我们常熟正是全有了。
一个农民服装商能有如此精辟的“服装市场观”与服装营销理论，真使我大吃一惊。然而令我更加吃惊的，还是常熟人在支持和维护服装市场的自由价格中所作的、每年有12亿人次的受益者没有看到或没有想到的那部分可贵的特殊贡献。
常熟服装城内的“王府井”--招商场总经理马盛元给我讲起了一件事。有一日，乔石同志到他的商场视察，见这儿同样一件衣服，可比北京要出奇地便宜。于是乔石同志就问，为什么这儿的服装卖得这么便宜？马总说，这儿的服装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实行市场自由价格后出现激烈的竞争，生产服装者的利润就是劳动力本身，而劳动力本身计入生产者的利润之后，就形成了常熟市场上的服装价格大大低于其他市场的现象。另外，加上常熟又占有棉纺原料产地和产品直接生产地的优势，这就构成了到这儿批发和购买服装总是能赚钱的根本所在。
劳动力等于生产利润--这就是常熟人民在开拓市场经济的征程上为我们所作的特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