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过去，阴霾消散。
1980年的春天，是一个“科学的春天”。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承担起了四川考古发掘的重任。
重新开始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试掘的话题再次提起，这次发掘地点就选在三星堆遗址的第三个堆子的旁边。试掘面积约100平方米，时间是从春天到夏天。
这次发掘，发现了不少的陶片和部分石器，根据这些发现和初步调查，考古学家们有了共识，认为如此丰富的文化遗物，表明这儿是文化遗址的中心区域，有必要对三星堆遗址进一步深入发掘。
1980年冬天，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决定，专门组织一支发掘队，对三星堆遗址再次进行发掘。
1980年11月26日。
由王有鹏、陈德安、陈显丹、莫洪贵等人组成的发掘队来到三星堆村。与前次考古发掘地点稍有不同，这次他们选定在当时的广汉县南兴镇九大队第二生产队的三星堆第二个堆子旁，东距砖厂的机房80米处进行发掘。
收获是很大的，出土了大量的夹砂陶片和石制工具、兽牙，以及其他遗迹。
从出土的残陶片来看，其主要的器形有：罐、钵、瓮、高柄豆、器座、平底盘、曲腹杯、敞口盘等。在工具方面，有用于砍树劈柴的石斧、石锛，割兽皮的切割器、纺线的陶纺轮，狩猎工具有矛、石球等。这些都是古代蜀人先民的日常生活用具。
同时，还出土了许多动物的牙齿，其中有猪牙、鹿牙、羊牙等。另外还发现大量的石璧毛坯和残石璧。
从遗迹方面看，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以及房基的“土槽”。这些土槽和红烧土实际上是古代蜀人用于建筑房子时挖的基础和烧烤的墙面。
发掘可谓取得了圆满成功。
理由一，考古学家对遗址的时代和出土的遗物遗迹有了较新的认识，他们已经在考虑将三星堆遗址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发表在《考古学报》1987年2期上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就是当时的考古成果。理由二，参加发掘的考古队员，后来大都成为四川三星堆考古的骨干力量。
也许，正是因为三星堆遗址有着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考古情缘，自此之后，三星堆的考古发掘，逐渐热络起来。
1981年3月11日，三星堆考古发掘队开了个碰头会。
根据1980年11月发掘的情况，发掘队认为有必要在其发掘的基础上再次进行发掘，以便获取更多的资料和信息，弄清原来发现的遗迹现象。
此次会议，颇有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的气势。
说干就干。1981年3月12日，考古队就开始在上次发掘的地方布了十二个探方，面积300平方米，立马就开始发掘。
这次的发掘工作历时40天，从3月12日始到4月18日止，其间发现了数以万计的陶片及部分玉石器。在原来发现的房屋基址的基础上又发现了许多的房屋基址，能够较为清晰的看出这些房子有方形、圆形和长方形三种，能够确定的房子共有18座，还发现4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一座为成年女性，年龄大约在27岁，其他3座为7至12岁的儿童墓。在这些墓葬中不论是成人墓还是儿童墓，没有任何随葬品及葬具发现。
与之前的历次发掘不同，此次考古发掘之后，考古学家的视野得到大大拓展：在此前历次考古的认知基础上，这次发掘认识，更加丰富了他们的知识系统性，知道和掌握了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的基本特点；而周边省份的考古工作进展，又使得四川省考古学家不再孤陋寡闻，在与周边文明相对比之后，获得了三星堆遗址有别于其他文化遗址，是一个崭新的考古文化类型的认知。
四川的考古学家欣喜地发现：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三个要素（在一个地方第一次发现，与其他文化有明显的差异并有自己的文化特点，有一定的群体和分布范围），眼下的三星堆遗址都已经具备——它应该在考古学文化的队列中有着自己的位置。
于是，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在《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报告中正式将其命名为“三星堆文化”的举动，得到了四川考古界的公认。
三星堆文化的研究，犹如一艘文化巨轮刚刚下水，正式起航。
乘着改革的春风，四川考古开始加速发展。
与前次发掘时间相隔不久，1982年4月12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决定在三星堆进行考古发掘。这次发掘的地点，定在1981年发掘点的附近，布了一个5×5米的探方和一条5×3米的探沟。
这次发掘，除了有不少的文化遗物、文物、遗迹被发现之外，还有一个较重要的收获，就是在这里出土了与新繁水观音遗址一样的尖底陶器，由此证明新繁水观音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原来两个似乎互不相干的古文化遗址，不仅联系密切，也许还有着文化上的血缘关系。
三星堆遗址在年代上是早于新繁水观音遗址的，这也就证明，三星堆遗址的时代跨度是比较长的。
三星堆的考古，已经是马不停蹄了，但四川省考古队却还要快马加鞭。
1982年7月下旬，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了全面了解三星堆遗址的概况，开始对三星堆遗址北面（沿鸭子河的南岸）进行调查。
这次调查的范围较前有所扩大，西起当时的三星乡的仁胜村（曾名红卫村），东至当时南兴乡真武三队的肖家院子和王家院子。
随后的调查，都有收获。
三星堆遗址的分布面积超出预料——这是一个庞大的古文化遗址。
通过比较全面的调查，三星堆遗址的面貌逐渐露出端倪。
为了进一步摸清遗址的状况，1982年12月9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决定再接再厉，在上半年发掘的地方作进一步发掘，发掘面积32平方米。
此次发掘，发现了较多较大的陶器残片，陶胎也比以往发现的陶器要厚，陶胎的厚度一般都在1.5厘米左右。可辨器形有缸、瓮等。这些大件器物的用途是既可以盛水，也可以储藏粮食。或许它是较大的冶炼铜水的坩埚。
发掘刚接触到文化层的表面时，发现了一个不规则的火烧过的遗迹现象，其坑壁周围及底部都被火烧过，壁面坚厚，底部平整，在壁面和底部都有烟痕，是当时烧制器物的陶窑。
这也是在四川第一次发现4000年前后古代蜀人的陶窑。
在这里，还发现了另外的遗迹现象，即在地层的第二层下发现了“石头建筑遗迹”，该石头遗迹呈长方形，面积约5平方米，由大小不同的38块石头组成。
不断出现的、众多零散的发掘资料，亟待整合。
现在，三星堆遗址的全面考古已经是箭在弦上，欲罢不能。
